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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向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发出号召：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中共中央这一划时代的政治主张，很快就得到了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八个民主党派和其他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拥护，并于5月5日公开通电支持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可以想见，在短短的几天里，八个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很快统一认识，采取联合行动，除去党的政策的感召，国民党统治的气数已尽的大势所趋而外，潘汉年和他的战友们的细致入微的工作，也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
但是，这些通电支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大多数还滞留在香港。
为了确保他们能参加这次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需要有计划地将他们分批转送到解放区去。
一部分散留在内地国统区的民主人士，也必须先安全地撤到香港，然后再设法将他们转移到解放区去。
这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而重大的政治任务。
在香港组织实施这一项十分艰巨而重大的政治任务的主要指挥员是潘汉年。
对此，中共中央在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文件中写了如下这段话：
解放战争后期，党中央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以后，潘汉年同志对党的贡献尤为突出。
当时，国民党特务云集香港，港英当局誉备森严，极力阻挠、破坏我方活动。
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潘汉年同志负责安排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郊沫若、沈雁冰等大批民主人士秘密离开香港、转到东北、华北解放区，先后共组织二十多批，三百五十余人，没有一次失误。
对此，潘汉年的老战友―并参与其事的夏衍同志做了更为详尽、生动的记述：
为了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工商业家、文化界人士，都要从西南、西北、华中、上海等地转到香港，再由我们租船把他们送往青岛、塘沽、大连，然后到河北平山集合。
单是护送民主人士去华北这一件事，就历时一年多（从1948年到1949年3月），据不完全的估计，路经香港坐船到解放区的知名人士―如沈钓儒、黄炎培、马寅初、部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叶圣陶，还有许多作家、演员，一位起义的国民党军长、一位西北军的代表，最少也有三百五十人以上。
当时木北和华北一部分已解放，所以我们可以租用外籍轮船开往东北，运出大豆、人参、药材、土产……在港澳市场卖出，然后买进解放区急需的西药、纸张、五金运回木北，也就趁此机会，让民主人士搭船北上。
据我回忆，开始几次，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似乎没有察觉。
但是不久，当他们咦到风声之后，就警戒森严，多方阻拦。
这件事，用现在的话说，完全是由汉年同志“牵头”
的，事无巨细，从要到华北去参加新政协的人士从内地到香港起，欢迎、实请、商谈、帮助他们安顿家务，一直到妥善地送他们上船为止，他无时无刻不在为这些事操心。
当时，方方、尹林平同志已经回到东江根据地，章汉夫已经调往刚解放的天津工作，剩下来的除了许涤新、饶澎风、乔冠华和我之外，连平时搞文艺、跑新闻、管经济的同志，也调来当旅馆经理、码头接送人员和勤杂人员了。
特别是一张小报透霉了李济探先生即特北上的消息之后，形势就格外紧张了。
那个时侯，五角大楼和唐宁街的决策人物，始终艳着一个“划江而治”
的幻想，加上当时在南京当权的挂系集团也还在排徊不定。
因此，他们认为把李济珠先生扣住在香港，还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筹码。
尽管李先生那时已盗下定了决心，用闭门谢客的形势来麻痹他们，但是李先生如何才能出走，倒真的成了汉年同志伤脑筋的问题。
他办事稳，抓得细。
租哪一家公司的船？船长、大副、二副对我们的态度如何？这一艘船上有哪些人同行？有几个人认识李任公？人们带的行李有多少？万一要检查时会出现什么问题？等等，他都续密地考虑。
在他确定了最保险的方案之后，再商定实际陪李先生出门住旅馆、极行李，乃至保卫、放风、随时向他报告消息的人选。
他、饶彩风和我三个人在一家旅馆宁着一架电话机听消息，直到听到“船开了，货放到船长房问里，英姑娘没有来送行”
这个迷语一般的电话，才松了一口气。
计划完全成功，李先生走了三天之后，报上才见消息，而这时他已经过了台湾海峡了。
事后有人开玩笑说，这样干是会短寿的，他却笑着回答：“这时候睡不着觉的不是我们，南京、上海、华盛顿的人才难受呢！”
假如一个人做的工作蚤可以用时间来折葬的话，那么，这两年他大概做了四年或者五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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