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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争论早在潘汉年的所料之中。
他在告别香港的前夕，就清醒地认识到，上海的流氓帮会势力盘根错节，占据着＿L海的各个社会角落，在上海近百年的历史变迁中一直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也是得力于黄金荣和杜月笙等人的支持。
但是，在这些问题上，共产党人是决不能采取以牙还牙的办法的。
为了减少革命的阻力，减少社会的动乱程度，进而稳定和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争取分化、瓦解上海的流氓帮会势力是上策。
就在北平期间，刘少奇同志在和潘汉年等三人讲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题以后，又专门问潘汉年：
“上海解放，‘青红帮’怎么样？他们会不会像1927年那样出来捣乱？”
潘汉年回答说：“我和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有联系。
去年在香港，我和夏衍同志还去访间过杜月笙。
这次我们离港前，杜月笙曾向我们作了保证，一定安分守己。
我对他说，只要你们不动，我们对‘青红帮’上层也就不动不杀。
据我了解，黄金荣那帮人也不会闹事。”
刘少奇听了潘汉年的这番回答，表示放心。
接着，他对潘汉年说：“你告诉陈毅、烧1漱石同志，先不要动他们（指黄金荣等帮会头子），观察一个时期再说。”
在讨论对黄金荣的处置的时候，潘汉年首先讲了黄金荣为了表示真诚悔过自新，曾为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做过一些有益的事：黄金荣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将国民党的一些财产叫人写了一份清单交给上海地下党；他又把自己手下的四百多名帮会头目的名单，搞了一份清册交给地下党；他还利用自己在帮会中的威望，告诫下面的帮会人物不要参与国民党反动派在逃跑之前进行的大屠杀活动；对地下党能掩护就掩护，能支持就支持，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接着，潘汉年又讲了如下这段话：
“黄金荣是反动统治时期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靠山。
他的门徒们在上海干了许多坏事。
但是，解放后他不走，也就是说他对祖国还有感情，对我们党至少不抱敌意。
他声称不问外事，那很好，我们不必要把‘专政对象’加在他的头上，只要他表示态度就行。”
不久，潘汉年这番讲话传到了黄金荣的耳朵里，终于使他放心下来。
“他从心里佩服共产党人的气量和胸怀，感激人民政府对他的宽大。
他不仅积极买公债，支援经济建设，还在报纸上发表自白悔过书，长达千余字……对当时正在进行的镇压反革命的行动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
1953年，黄金荣病死。
黄家入不敷出，“打算变卖一些不动产，但又不敢贸然提出，只得求助于章士钊先生，请他出面说项。”
由于章氏夫人和黄氏夫人曾结为异姓姐妹，章士钊却不过情面，遂于“1955年1月给陈毅市长写信，陈述黄家的困境；2月，又给潘汉年副市长写信，吁请政府恰当帮助处理黄家的遗产间题。
潘汉年亲自批示处理了这一起有关肃反与统战政策方面遗留的难题，体现和维护了政策的连续性。”
潘汉年远在30年代负责特科工作的时候，他就通过打入杜公馆的内线杨度先生掌握了杜月笙的活动情报，潘、杜之间应当说是相见不相识的“老相识”
了。
后来，他们之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曾经有过直接和间接的交往。
诚如前文所说，潘汉年在离开香港前夕，曾向杜氏父子打过招呼，并且得到了杜月笙本沐的保证。
为了更快地分化、瓦解上海的帮会势力，潘汉年在做”
、荣工作的同时，也在积极争取在港的杜月笙给予配合。
据史记载，潘汉年曾主动采取过两次行动：
一，派遣杜月笙的老朋友章士钊先生亲赴香港做说客，劝说杜月笙返回上海。
章氏向杜讲解了共产党人不计前恶的政策以后，又转述了杜派回上海了解情况的黄振世的这段话：
“杨虎先生也弃暗投明了。
杨说：我在民国十六年干的坏事不比杜老少，只要改过从善，人家也宽容了我，叫杜老回大陆来，保他无事。”
二，潘汉年亲自找杜月笙留在上海的儿子杜维翰谈话，动员他去香港劝杜月笙回上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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