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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匈奴兵锋日逼，晋室势如危卵，有识之士争谋退路。
东晋人裴启《语林》就记载了永嘉初年王旷到王敦家里商量“天下大乱”
的对策，这时恰好王敦和王导诸人“闭户共为谋身之计”
，不接见王旷。
吃了闭门羹的王旷从墙壁上的小孔中看到众人谋议，就假做要告官。
后来王导他们迎王旷进屋，王旷就贡献了“江左之策”
。
按裴启《语林》写于晋哀帝隆和时，离所记事一百年左右，人物、地点、细节都有，应该可信。
但是，“王旷建言说”
只是说明了南渡经过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反复谋划，也没有说明如何让司马越拍板的这样一个关捩。
也就是说，王旷、王导诸人与司马越之间还缺乏一个关系链。
北京大学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提到一个新观点，从繁杂的典籍中抓住了《晋书·东海王越传》所透露的大可玩味的信息：“初，元帝镇建邺，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
裴妃是司马越的妃子，屡见于《东海王越传》，其兄裴盾为徐州刺史时，曾与时任安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的司马睿共事。
裴妃的另一个哥哥裴邵则与王导“相与为深交”
，事见《晋书·裴楷传》。
那么，裴妃一头与司马睿、王导集团相交甚深，一头又是司马越的宠妃，她力主此事或赞同王导的计划，利用自己的身份，让执政的司马越拍板此一计划，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这样一来，司马越—裴妃—裴邵、裴盾—王导等—司马睿的关系链也就畅通了。
所以，事后晋元帝司马睿“深德之”
，将自己的第三个儿子给东海王当世子，亦透露了裴妃对于东晋帝业的作用。
我以为，田余庆先生对《晋书》的这种抉微，丰富了“用王导计”
的简略提法，最接近历史的真实。
由于裴妃的居中牵线，王导以参东海王越军事、为琅琊王司马睿的关键地位主谋其事，南渡之举才得以实施和成功。
琅琊王司马睿南渡以后，西晋王朝风雨飘摇，每况愈下。
永嘉四年（310），刘渊病死，子刘聪继位。
永嘉五年（311）刘聪派石勒歼灭晋军主力十余万于苦县宁平城，俘杀了太尉王衍等。
同年刘聪又派刘曜率兵攻入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又焚烧洛阳宫室，发掘晋朝陵墓，前后屠杀晋朝王公百姓六万余人。
这一历史事件因发生在晋怀帝永嘉（307—313）年间，历史上称为“永嘉之乱”
。
晋怀帝被俘后，刘曜又攻入关中，同样大肆烧杀。
后因缺乏粮食，掳走了八万多人，退出长安。
西晋官吏又拥立司马邺为帝。
建兴四年（316），刘曜再度攻下长安，西晋遂告灭亡。
庆幸的是，先此西晋王朝的几支帝室有琅琊王睿、彭城王雄、西阳王羕、南顿王宗、汝南王祐已南渡江南，得以苟延。
当时童谚云：“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
就是指司马睿等诸王仓皇过江事。
公元317年，喘息未定的司马睿在烟雨迷蒙的江南建立东晋，以儒雅的王导为谋主，使晋朝保有了中国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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