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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赞美，“正始之音”
令人想到强盛的统一的中国的盛况，这当然是南北名士都热切向往的。
南北士族的融合，特别是各自所拥有的文化的融合，历史性地在江南土地上铸成了一次文化能量集中释放的机会！
魏晋六朝江南文化士族的出现，带来了千年江南文人文化的繁富！
唐人刘禹锡诗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江南文化士族无疑是以王、谢家族为代表，而琅琊王氏是两晋南朝时期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士族。
王氏自汉代登上历史舞台，家族势力日渐强大，特别是自西晋开始兴盛，历东晋南朝，经十数代人，三百余年冠冕未绝，其流风余韵还延续到隋唐之世，真不愧为中古第一豪门。
其特点荦荦大者有三：其一，他们整个家族拥有较高的文化教养，政治家、诗人、书法家、学问家、艺术家代不乏人，即使政治军事家，也是学者型的。
王筠在《与诸儿书》中，不无自豪地说：“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者也。”
侍中王僧虔曾自诩：“王家门中，优者龙凤，劣者虎豹。”
（《南史·王僧虔传》）中原战乱，迫使大批士人举族迁居江南避难，于颠沛流离之中，他们却把东汉魏晋养成的老庄玄风，悉数从北方移入江南。
这就是文化思想史上所艳称的“玄风南渡”
。
而江南有的是潋滟清流空蒙山色，有的是渊博学者锦绣才子，南渡的玄风立即和佛学融合在一起，在“毫际起风流”
的挥麈大战中，文化能量集中释放，变成了江南士林的新的“清谈”
主题和精神生活基础。
它在作为士阶级文人的主导思想文化南移“重建”
的同时，“催生”
了江南文化士族。
换言之，南渡以后，王氏家族吸取了江南士族的阴柔秀美文采风流，与自己原有的凛冽风骨英雄情怀结合，成了新兴的文化士族。
不是么？大家都知道，拥有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书圣”
，王家的书法在中国文化史上堪称辉煌，但如果没有永嘉恓恓惶惶的南渡，如果王氏仍然住在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那么也就没有以后的华丽家族、文采风流，没有以鹅换书的佳话，没有飘如游龙、矫若惊鸿的游丝草书，没有后世词人低吟浅唱的“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
了。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五课指出：“江东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士族。”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论稿》也说过：“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教、地域两点不可分离。”
无论文化修养还是社会地位，都保证了江南文化士族子弟必定以“文化贵族”
的形象出现。
按之史实，刘说是不谬的。
据台湾学者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的统计，自东晋肇始至陈亡期间一至五品官员数量，王氏共一百七十一人，谢氏共七十人。
即以刘说“文学之士”
来考察，琅琊王氏可称为一个文学士族。
王氏人物多擅文事，如王导孙王珣以“才学文章”
为晋孝武帝所赏识，《晋书·王导传》说：“（珣）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既觉，语人云：‘此当有大手笔事。
’俄而帝崩，哀册谥议，皆珣所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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