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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行政委员会和华北解放区召开各种教育会议，重点讨论中等教育的正规化和东北解放区高等教育改造问题。
东北解放区最先开始向苏联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确立了“一面倒”
向苏联学习的方针。
1949年10月5日，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
；“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
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
。
[3]1949年12月23—31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我当时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学生，曾经旁听过这次会议。
会议提出：“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
[4]从而掀起了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
向苏联教育学习是通过以下几种渠道进行的。
第一，通过翻译苏联教育理论著作和教材。
1949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节译的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版）的第二十一章“国民教育制度”
；继而又连续发表了第十二章“劳动教育”
；第一章第五节“教育学是科学”
等。
接着，1950年12月和1951年2月，由沈颖、南致善等翻译的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版）全书分上、下册由新华书店出版，1951年12月，又由南致善、陈侠共同修订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再版发行，该书后面还增列了俄华名词对照表。
因为该书由当时俄罗斯共和国教育部部长凯洛夫任主编，因此中国学者把它称为“凯洛夫教育学”
。
其影响之大，至今还有人一直提到它。
其他被翻译成中文的，比较重要和有影响的教育理论著作还有：冈察洛夫著，郭从周等译《教育学原理》，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叶希波夫、冈察洛夫编，于卓、王继麟等译《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2—1953年版；斯米尔诺夫著，陈侠、丁酉成译《教育学初级读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版；申比廖夫、奥哥洛德尼柯夫著，陈侠、熊承涤等译《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凯洛夫总主编，冈查（察）洛夫、叶希波夫、赞科夫主编，陈侠、朱智贤等译《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达尼洛夫、叶希波夫编著，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1955级学生译《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马卡连柯著《论共产主义教育》和《父母必读》等。
此外，人民教育出版社还办了一份刊物《教育译报》，专门翻译介绍苏联教育理论和经验。
第二，邀请苏联专家担任教育部顾问、学校的顾问和直接授课。
1950年至1952年末，教育部先后聘请苏联专家阿尔辛节夫、福民、达拉巴金、顾思明、戈林娜五人担任教育部顾问。
全国主要高等学校聘请苏联专家任教。
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该校自1950年开始就请苏联专家来校长期讲学，至1958年，先后请了8位教育学、心理学专家讲学。
他们基本上是把苏联的课程搬过来。
他们的讲义不仅是学生的教科书，也是后来老师编写教材的依据。
为了把苏联专家讲的课学到手，每位专家都配备了年轻骨干教师做助手，教研室的老师都要跟班听课。
为了扩大影响，苏联专家讲学期间，办起了大学教师进修班和研究班。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一批教育理论工作者，几乎都在这些进修班或研究班学习过。
为了学习苏联教育理论和担任苏联专家的翻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还成立了翻译室，大量翻译苏联教育著作。
自1949年，至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撤走，我国教育部门和高等学校先后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担任顾问或从事教学、科研工作[5]。
第三，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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