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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8月19日,首批派往苏联的375名留学生启程,我也是这批留学生中的一员。
当时派出学习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共4人,其中2人来自北京师范大学。
回国后,3人都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
以后又派出多批留学生到苏联学习教育学和心理学,直到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才停止。
“向苏联学习”
,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建设的方针,也是教育工作的方针,是自上而下的运动。
因此,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和经验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虽然当时在学术界也有不同意见,但经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学习苏联由不自觉逐渐变成自觉的行动,所谓“全心全意向苏联学习”
。
苏联教育理论虽然反映在多种著作中,但中国教育界学习的主要是凯洛夫主编的1948年版的《教育学》。
因此形成了所谓“凯洛夫教育理论体系”
。
这个理论体系影响了我国教育理论达半个世纪之久,至今仍有它的影子。
因此,我们不能不对它做一点简要的剖析,其中有几个观点对我国教育科学有重要的影响。
(1)教育是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阶级社会的教育具有历史性、阶级性;苏维埃教育要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和苏维埃的建设服务。
凯洛夫《教育学》在论述了各个社会形态的教育以后指出:“教育总是和政治相联系着的。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消灭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教育,而以共产主义教育来代替它。”
[6]同时,强**育学的“党性”
原则。
凯洛夫认为,教育学是社会科学,苏维埃教育学是建立在最先进的哲学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的。
他说:“苏维埃教育学就是论述共产主义教育的科学。
共产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是现代社会最先进阶级,即工人阶级的世界观。
苏维埃教育学是在实行着这个先进阶级的政策,它的党的政策。”
[7]中国教育理论工作者也是坚信不疑教育学要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服务,发展到后来为阶级斗争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2)教育主要是在教学的基础上实现的。
凯洛夫说:“只有在掌握科学原理的基础上,才可能建立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
只有在教学过程中,才能成为具有共产主义教育的人,同时也才能成为具有高度教养的人。”
[8]又说:“教学,是教育的基本途径。”
[9]这一条后来在“**”
中被批判为“智育第一”
,认为是凯洛夫教育学修正主义的铁证。
(3)强调系统知识的传授。
凯洛夫教育学以及整个苏联教育,特别强调给学生传授系统的知识。
他们批判杜威实用主义教育,认为实用主义教育不能给学生以系统的知识。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的教育改革中,一方面强调学校以生产劳动为基础;另一方面盲目学习西方的教育经验,采用综合教学大纲、设计教学法等做法,严重地影响到学生的文化学习,学生不能学到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毕业生不能满足高等学校培养干部的要求。
于是20世纪30年代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和调整。
联共(布)中央做出了一系列决定来纠正20世纪20年代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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