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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地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学习苏联有其必然性。
因为当时西方封锁我们，除了向苏学习，别无他道。
而且我们的确也学到了不少东西，使我国教育科学逐步走上了规范化、科学化之路。
正如瞿葆奎教授所评价的：“从教育学建设的角度看，苏联的教育学帮助国人完成了教育学理论模式的格式塔转化，填补了当年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空白。
当然苏联的教育学本身有许多不足，如操作性较强，理论性较差；教条性较强，辩证性较差；等等。”
[11]这个时期，在学习苏联教育学的基础上，我国教育学教师和学者也开始编写师范院校用的教育学教学大纲和教材。
如195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师范学校课本《教育学》、北京师范大学编写的《教育学讲义》（1955年编，1957年第一次印刷）、东北师范大学编的《教育学讲义》（1956年）、哈尔滨师范学院编的《教育学讲义》（1956年）、开封师范学院编的《教育学讲义》（1957年）等。
其理论体系均类似苏联凯洛夫的《教育学》。
这个时期还有几件大事影响了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
第一件事是1951年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全国开始展开批判运动。
在这之前一个月《人民教育》第2卷第6期发表了张凌光的文章《评“活教育”
的基本原则》，对陈鹤琴的“活教育”
思想进行批判。
以后又对陶行知的“生活教育”
进行批判。
第二件事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1951年9月，北京、天津20多所高等学校教师开展了以“改造思想，改革高等教育为目的”
的学习运动。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很快就在全国开展起来。
在教育界开展了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批判。
第三件事是1955年至1957年关于教育方针的讨论，以及毛泽东对教育方针的论述。
1955年2月9日《人民教育》2月号发表了张凌光的文章《实行全面发展教育中若干问题的商榷》。
文章引起了一场关于“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
的讨论。
一派意见认为，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应该加上“因材施教”
；另一派意见认为，全面发展中就包含着“因材施教”
。
这个讨论一直持续到1957年上半年，直到毛主席发表教育方针以后才结束。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
报告中提出：“我国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从此，我国教育理论体系中就有教育方针这一章。
这个方针不仅指明了社会主义教育的培养目标，而且为中国教育理论体系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二）1958—1966年“左”
倾思潮时期
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小阶段，第一个小阶段是1958年至1960年，是大跃进、大革命年代；第二个小阶段是1960年至1966年，是调整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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