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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8年开始，全国沉溺在“大跃进”
的**中，“大炼钢铁”
“赶英超美”
成为喊得最响亮的口号。
教育战线也不例外，除了大办教育以外，“教育大革命”
以“左”
倾浪潮冲击了教育科学的建设。
“拔白旗，插红旗”
，一切权威被打倒。
为了贯彻“大跃进”
和“群众路线”
的精神，大学本科生参加或单独编写了教育学教学大纲和教材。
1958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至1960年完全破裂，苏联开始撤离专家。
教育理论界开始了对苏联《教育学》的批判。
早在1955年，就有人提出不能生搬硬套苏联教育经验，应该走自己的路。
1955年夏，教育部在上海召开高师教育学教学大纲讨论会，提出要“创建和发展新中国教育学”
[12]。
中苏关系的恶化加剧了对苏联《教育学》的批判。
1958年开始进行内部批判，批判它不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不要党的领导，还批判它是书本中心、课堂中心、教师中心等。
1960年3月7—12日，5月16—21日，中央文教小组召开各省市委文教书记会议，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会上提出，要在哲学、社会科学和文艺方面批判修正主义，挖18、19世纪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老祖坟”
，并在教育战线进行教育革命。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批判开始半公开化。
例如，《人民教育》于1964年第6期上，发表了《社会主义教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资产阶级教育观点必须批判》等文章；1965年第2期上刊登了《冒牌的马克思主义教学论》，第3期上刊登了《“智育第一”
的思想必须批判》等文章。
[13]
对苏联教育学的批判是猛烈的，但并未切中要害，因此也是无力的。
苏联教育学的基本观念、教育制度、教学模式以至教学方法已经被我们全盘接过来，而且有所发展，并未因对苏联教育的批判而有所改变。
相反，把全盘接受过来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传统，完成了苏联教育经验的本土化。
这似乎是矛盾的、很奇怪的现象。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这种现象并不奇怪。
第一，当时两国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
虽然我们认为苏联是修正主义国家，但从意识形态来讲，当时苏联奉行的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
两个国家都强调党对学校的领导，直到苏联解体。
第二，两国都是计划经济，统一领导。
全国统一的专业，一套教学计划、一套教学大纲、一套教材，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
第三，苏联教育理论并非是苏联独创的。
前面我们已经讲到，凯洛夫教育理论体系实际上是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翻版。
新中国成立前自接受西方教育思想以后，一直受到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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