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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常常因衣着寒酸和经济拮据而备受侮辱。
比如，我从来没能拥有一块自己的板球拍，因为“你的父母买不起它”
—这句话伴随了我的整个学生时代。
在圣?塞浦路斯，我们的兜里禁止揣着钱，必须在开学的第一天“上交”
，然后可以在监督下定期使用。
即使我们有钱，像我这类第三阶级的男孩还是会被禁止购买类似飞机模型这样昂贵的玩具。
尤其是老滑头，她似乎总是有意地在向贫困的男孩灌输一种谦卑低下的世界观：“你认为像你这样的孩子应该买这种东西吗？”
我记得她对某个男孩说过—而且是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说的：“你知道你长大后不会有钱的，没错吧？你不是什么有钱人，所以你必须学会懂事。
别自以为了不起！”
还有每周的零用钱，我们把它们用糖纸包好，由老滑头统一分发。
百万富翁的孩子每周有六便士，普通富人家的孩子每周有三便士，我和另外一两个人每周只有两便士。
我的父母没有让学校这样干，每周节省一便士对他们来说也不会有什么不同—但这意味着地位的高低。
更糟糕的是过生日。
每个孩子在生日那天都有一个插着蜡烛的大的冷冻蛋糕，大家在用茶时一起分享。
这是学校惯例，由孩子的父母买单。
虽然我的父母很乐意为它买单，但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蛋糕。
年复一年，我从来都不敢多问，我只能悲哀地希望今年自己的生日那天会有一个蛋糕出现。
有一两次，我甚至冒失地在同学面前假装这次我会有一个蛋糕。
然而等下午茶的时间到了，并没有蛋糕出现，我的人缘也变得更差了。
我很早就被灌输这种想法：除非我成功考入一所公校并获得奖学金，否则我就不可能有一个体面的未来。
我只有两个选择，要不获得奖学金，要不十四岁就退学—用黑佬鬼最喜欢的话说就是，只能找个年薪四十磅的活儿去办公室给人打杂。
就我当时所处的环境，我没办法不相信这一点。
事实上，在圣?塞浦路斯，人们普遍认为，除非你进了一所“好”
的公校（只有大约十五所学校属于这一类别），否则你这辈子就完了。
想要让一名成年人理解孩子们的这种压力并不容易。
随着考试的日期越来越近—十一岁，十二岁，然后是十三岁，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年—所有的孩子必须鼓起勇气面对一切困难，去迎接那场决定一切的考试！
在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只要我还清醒着，名为“考试”
的东西就会始终充斥在我的脑海里。
它也终日出现在我的各类祷告中：每当我抢到了如愿骨，或捡到一块马蹄铁，或向新月七次鞠躬许愿，又或者通过一扇许愿门并且没有碰到门框，我都会祈求上帝保佑自己能顺利通过考试。
但奇怪的是，我同时还被一种几乎无法抗拒的拒绝学习的冲动所折磨着。
有些日子，我看到课本就感到恶心，就算是只面对一些最简单基本的问题，我都能像只动物一样久久地傻站着发呆。
等到了假期，我就更没办法安静下来认真学习了。
有些奖学金班的学生可以得到一名叫作巴切勒先生的人的额外辅导。
他是一个体毛旺盛但和蔼可亲的人，衣着蓬松杂乱，住所有着典型的单身男性特征—屋内堆满了书，空气中还弥漫着令人难以忍受的烟草气味—他就住在镇上的某个地方。
在假日里，巴切勒先生会寄出一叠拉丁文文章的摘录让我们翻译，按惯例我们需要每星期寄一份作业回去。
我也弄不清为什么，就是动不了笔。
桌上那空白的信纸和黑色的拉丁语词典，还有逃避责任的想法，让我假日的闲暇心情**然无存，但不知怎的，我就是写不出一个字。
等到假期结束时，我往往只能给巴切勒先生寄去五十或者一百行译稿。
毫无疑问，部分原因是这次黑佬鬼的藤条不会抽在我身上。
但在学校期间，我仍然无法摆脱这种状态，时常表现出一种懒散而迟钝的样子，从而显得越发丢人现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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