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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汉代桓谭提出“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烛矣”
[10]，王充则由此得出：“人之死，犹火之灭也。”
[11]但火的比喻在这里总是与无神论相联系，且总是就它的物质本体，而不是就它的大放光明的独特功能立论的，并无西方赋予火的形而上学和宗教意识的含义。
中国人对精神的形而上比喻主要不是火及其光明，而是“气”
。
最为震撼人心的，是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对死的那段著名的描写：
那支蜡烛，她曾借着它的烛光浏览这充满了苦难、虚伪、悲哀和罪恶的书籍，比以往更加明亮地闪烁起来，为她照亮了以前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摇曳起来，开始昏暗下去，永远熄灭了。
每当读到这里，人们都会从心底升起一阵莫名的战栗。
托尔斯泰在这里体验到的，并不是“一个罪恶女人的毁灭”
，而是人的毁灭，是精神的毁灭。
然而，火对于精神来说，只能是一个言不尽意的隐喻。
与火的明亮耀眼的感性光辉相比，精神则完全是无形无象的。
不过，它既不是老子所说的“道体盅虚”
，也不完全是萨特所谓“虚无”
。
它可以说是“变”
，但永远不是所变成的东西，而是变本身，或“作为变的变”
。
人死的时候，他就成了被变成的东西，而不再作为变本身存在了（盖棺定论了）；人只有作为变本身，才是始终如一、前后一贯、具有自己不变的身份、个性和人格的——而这正是生命之谜所在。
[12]
因此，变本身是一个谜，一个真正的谜。
自然界也有谜，如某个星球上是否有人类，如UFO（不明飞行物），但那只是对人来说的暂时之谜，人们可以预先承认，随着科学的发展，这些谜总有一天会得到揭示。
但科学（如果不把哲学也视为一门科学的话）永远也不能揭示什么是“变本身”
，它甚至不能试图提出这一问题。
维特根施坦说：“我们觉得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能解答，我们的生命问题还是仍然没有触及”
，即使我永远不死，“这种永恒的生命不是同我们现在的生命一样地是谜吗？”
[13]自然科学即使研究精神和心灵问题，都必须把这些问题放在某种被变成的东西的地位上来考察：心灵的“变化机制”
，受什么外在因素的作用和影响，精神的“结构模式”
或“动力学关系”
等。
而这样做的前提是，首先要排除精神最本质的特征“变”
，排除对这些机制、模式、规律的因果关系的超越性，不考虑人在活动中的自由，将自由仅仅视为一种偏差或偶然性事故[14]，当作一个严密科学不屑一顾的问题弃置一旁。
只有作为哲学的古代科学（自然哲学）和作为科学的近代哲学（认识论），才认真提出了精神之谜的问题。
如近代哲学首次把自我意识、人格和意志自由问题当作一种科学上可解决的问题来研究。
但从笛卡儿到莱布尼茨的多次努力终归失败之后，康德突然悟出了一个道理：精神虽然是一种明显的“事实”
，但它的本质绝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切科学必须作为前提来假定的、最高的，也是唯一的谜（自在之物），科学只能思考到它，而不能解决它。
然而，直到现代，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和普列斯纳等人仍在致力于用反思的方法、现象学的方法、解释学的方法来对这个巨大的谜加以“描述”
，在情感体验和审美体验中为精神划定自己直接可感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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