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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在民众的强烈呼吁下，慈禧勉强同意颁诏试行新法。
四月廿三日，朝廷颁布《定国是诏》，宣布革新变法，新政由此开始。
诏曰：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
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
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
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
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
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
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
将此通谕知之。
钦此。
在《定国是诏》下达两天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奏密保人才的奏折，保举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3）、梁启超五人。
奏折提及张元济时言称：“刑部主事张元济，现充总理衙门章京，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
在京师创设通艺学堂，集京官大员子弟讲求实学，日见精详。
若使之肩任艰大，筹划新政，必能胜任愉快，有所裨益。”
这份奏折惹来了不小的风波，因为按照康有为的政治策略，“肩任艰大，筹划新政”
就要进入政治核心决策机构，而对慈禧来说，这是禁地。
奏折中还说，在变法时期须破格用人，“盖行非常之政，必待非常之才”
，又称“查康有为、张元济现供职京曹，梁启超会试留京，可否特旨宣召奏对，若能称旨，然后不次擢用。”
慈禧原以为光绪帝闹不出什么名堂，但从她的心腹提供的情报来看，光绪帝正在物色人才，准备取代她的心腹在朝中的职位。
这个夏季，光绪帝表现出来的决心、采取的坚决行动，让朝臣大吃一惊。
慈禧这才意识到，光绪帝只要得到机会，一样能够办大事。
因此，她不能不加以重视，双方开始出招拆招，朝中暗流涌动，矛盾呼之欲出。
当初，翁同龢把康有为介绍给光绪帝是出于部分私心，并非完全是为了维新变法。
这涉及朝中很微妙的派系斗争，主要是翁同龢、李鸿藻与徐桐（4）、刚毅之间的矛盾纠葛。
翁同龢、李鸿藻在恭亲王奕訢主政军机处时就是军机大臣，“甲申易枢”
时被慈禧贬黜。
朝中有几位重臣幸灾乐祸，其中包括与翁同龢有矛盾的徐桐、刚毅，这两人并不被光绪帝看重。
当初有人推荐徐桐进军机处，光绪帝断然否决，这让徐桐对光绪帝心生不满。
同样，刚毅在光绪十三年（1887）任江苏巡抚时，曾敦促皇帝下令，更加有效率地训练满族军队，为他们配备更好的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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