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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帝回复：“你似乎坚持认为满族士兵英勇善战，我告诉你吧，他们在战场上不堪一击。”
这番话激怒了刚毅，他将此事告知慈禧，称皇帝视满人为敌，密谋将所有军队里的高级职务都给汉人。
而徐桐与刚毅是关系甚好的同盟，两人时常合伙在慈禧与光绪帝之间制造不和，翁同龢作为帝师自然也受到牵连。
甲午战争后，荣禄得以复出，翁同龢、李鸿藻再次进枢，这时刚毅也以礼部侍郎身份进入军机处，并拉拢荣禄，极力排挤李鸿藻和翁同龢两位汉臣。
甲午之战以来，朝局发生重大改变，汉臣内部发生严重分歧，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翁同龢、汪鸣銮（5）、吴大澂、文廷式（6）等官员，或开缺，或投闲，或遭到慈禧猜忌，汉人势力受到严重削弱；而荣禄、刚毅、徐桐、崇礼等满洲权贵的势力乘机得以增强。
为了应对危局，荣禄再任步军统领，特别是奉旨充任督办军务大臣，介入练兵、修建铁路、对外交涉等重要事务，获得了几乎与军机大臣同等的权力。
与之相反，光绪二十一年（1895），朝廷下诏不准翁同龢继续在毓庆宫教授皇帝功课。
此后，他便无法像之前那样随时影响光绪帝，而他的政敌却能够在光绪帝和太后面前恶意中伤他。
翁同龢当时最想得到的一个差事就是担任特使前往俄国参加沙皇的加冕仪式。
因为他已经意识到，慈禧对他的敌意与日俱增，他想赶在危机来临前脱身，免受其害。
结果，洋人瞧不上他，慈禧又把这个差事给了李鸿章。
李鸿章在出使回国后又闲居了一段时间，经多次请求慈禧诉求才被任命为两广总督，与先前的直隶总督相比，显然有贬谪之意。
朝中满族权贵排挤汉臣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加上李鸿藻不久去世，徐桐加紧“窝里斗”
，翁同龢有一种朝不保夕的紧迫感，并有了隐退的打算。
恰逢光绪帝求才变法，他想借助皇帝变法巩固自身地位和党派势力，于是向光绪帝引荐康有为等人，以求一举两得。
他对朋友兼同僚廖寿恒说，等觐见结果出来后再作定夺。
如果康有为给皇帝留下了好印象，他就继续留任，否则他就请辞。
他又说，如果端午节皇帝按往年惯例派人给自己送来赏赐，那就意味着自己暂时安全。
他希望能够借机躲避慈禧的惩处。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日，翁同龢请了一周病假，想避避风头，也有人认为是光绪帝有意保全他，让他提前规避风险。
他深知数日之内朝廷将发生巨大变故。
在此期间，光绪帝将杨深秀、徐致靖的奏折送到颐和园征求慈禧的意见，当时慈禧给出积极评价“良是”
，并指示“今宜专讲西学”
。
她还特地召见了荣禄，同时提醒光绪帝，翁师有鼓动汉人造反的言行，切不可大意。
荣禄则极力向光绪帝推荐有名的进步人士——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
自古以来，改革都无可避免地要抑制既得利益者，即权贵集团，并裁汰无能之辈。
而慈禧等满族权贵认定的改革出发点则是为了维护其统治集团的利益和权力，显然，二者的初衷完全相反。
为了使改革顺利进行，光绪帝做了巨大的努力，他希望从思想上促使权贵集团接受改革。
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以皇帝的名义颁发了一道变法圣旨：着派遣皇族成员到欧洲留学，皇族亲王也被鼓励出国，考察国外的政治状况；裁减冗官及闲散衙门。
这一道圣旨在满族官员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顽固派第一次感觉清朝的统治受到了威胁。
毫无疑问，光绪帝的良苦用心遭到慈禧及权贵集团的强烈反对，慈禧将责任全推到帝师翁同龢的身上，这一举措不仅是对光绪帝的有力警告，也削弱了帝党实力。
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休假一周后回朝，天未亮就前往颐和园参加军机大臣朝会。
他刚走进仁寿门，就从御前大臣手里接到一份罢免他所有官职的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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