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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颐夙社’的成立，符合百姓需求，迎合移风易俗，当推辛亥革命的成果。
无论什么事能不能发生变化，都要看与世风合拍与否。”
杨守道意味深长地说。
“老先生言之有理。
辛亥年长安反正胜利后那几天，咱们‘太白山’在堂口为兄弟们唱了几天几夜秦腔大戏，兄弟们高兴得合不拢嘴，张狂地跟着台上唱戏的吼！”
“秦腔的唱式脸谱粗犷豪放，最能反映关中农村普通庄稼人勤劳朴实率直的真实画面。
正如《诗经》中的风、雅、颂，没有下层劳动者的‘风’，何来文人墨客的‘雅’、王公贵族的‘颂’！
秦腔被尊为戏曲的祖师爷，并为关中百姓痴迷，道理恐怕就在这里。
由此我想到咱们‘太白山’堂今后的出路，刘帅多次说过要改造洪门，逐渐放弃粗鲁神秘的色彩，被社会大多数人接受，让兄弟们过上普通人家的好日子，还叫我对这件事多思量。
最近我翻阅保存在山堂的秘籍，立关公为祖是借用了关云长忠义传说和民间财神典故，与道教思想有很深的理论渊源，元初道教思想家邓牧在《吏道》一书中说：‘夫夺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乱也，由夺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
’特别是‘天之生斯民也，为业不同，皆所以食力也’的说法，与我洪门‘自食其力，兄弟互助’的思想是一致的。
认大哥为父是山堂需要依附权威维持，散海底说黑话为环境所迫，定家法设仪轨是增强山堂凝聚力的契约。
我问自己，这算不算佛道信仰？虽香堂如坛场道场，但缺少经典理论和广泛参与的民众性。
哥老会算不算聚会结党？两者虽然都有接近的组织结构，都有聚会的社、结伙的盟，也超出了血缘和地域的限制，但老夫查阅明末以来的历史，‘社党’一词大多指士大夫阶层因政见相左成立的团体，联络的方式多以文会友。
自古以来中国下层百姓除了官逼民反的农民起义，其他秘密组织均被当权者视为异己惨遭镇压。”
杨守道接着说。
“洪门兄弟走到一起，虽然最早的宗旨也有反清复汉的意思，但近百年来实际已经很少提及，维系哥老会的真正力量是穷苦兄弟的互帮互助，由于有了辛亥革命这一把火，才又一次举起反清复汉大旗。
我常想：穷人命苦！
上不了学堂吃不饱肚子，却得种地支差打仗，终生劳作，有些人日子实在混不下去，加入洪门企望有个依靠。
他们也是人啊！
有思有虑、有喜有惧、所依所持，也有幻想和希望，起码得每日混个肚儿圆，人得先活命呀！
当他们从社会得不到基本的温饱、公正，当他们有冤无处申时就跑来找洪门入伙，起码这里有穷人的是非标准，难道这也是他们的错？长安辛亥革命是哥老会众弟兄用生命换来的，但至今仍有人称山堂是‘邪门歪道’。
最近我反复思量一个问题：辛亥革命胜利后各种言论中‘民’字的分量重了，如民国、民生、民权，为民谋利做主等等，这些人见诸的语言文字中不见‘民’字不开腔，成了眼下的时尚。
那么到底谁是‘民’？官商富贾不算民吧？衙门官宦不算民吧？军阀阁僚不算民吧？师爷王孙不算民吧？但这些人比‘民’聪明伶醒，知道如何治民，今天说应该这样来办，明天说应该那样去做，把民分成三六九等。
如果除去这些人，天底下只剩下农夫工匠、三教九流、士兵衙役、贩夫走卒，他们张狂，他们劳作，他们喜怒哀乐，他们恭礼谦让，才有这活生生的世界。
如此说来洪门兄弟也是‘民’才对呀！
但社会却容不得他们。
诚然兄弟中是有些泼痞混混，暂且不问哥老会是宗教还是会道，先得整治咱内部纪律。
从明日起，各堂口一律不许挂旗帜、贴告示，不准维持秩序的巡逻队收取商铺市民保护费，不准参调停民间纠纷。
违者立斩。
过两天再把各山门堂口的头领集中起来商量下一步的打算。”
刘五说。
杨守道十分佩服刘五从事及理的思维方式，这多少影响到他自己由理说事的思维定式。
他接着刘五说：
“刘兄的话言简意赅，一针见血，胜老夫读十车书！
观天象阅历史研诗经看社会，成套的道理都是文人砚墨鼓捣的，都是为一定的利益集团服务的。
对于眼下哥老会众哥弟来说，要注意当局用之呼风唤雨，挥之一钱不值的动向，更不能因哥老会的名分危害刘都督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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