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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正的观念，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
社会公正的实现，并非指处在不公正状况下的个人希望从社会得到某种好处，它是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公共福利改进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副所长江时学教授，在总结拉美经验后指出：“无论从道义上来说，还是从经济角度来看，收入分配不公的危害性都是显而易见的。
例如，收入分配不公使穷人难以增加储蓄和投资，难以扩大在教育、营养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消费，也很难提高他们对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需求。
这一切显然不利于劳动力资源的开发，也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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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不公也就消灭了高贫困率
高贫困率是由不公引起的，消灭了不公，也就消灭了高贫困率。
不仅如此，还会消弭社会冲突、政治冲突，从而实现和谐社会。
正如研究拉美化问题的专家们所得到的结论：“公平并不仅仅是目标。
如果没有公平，该地区就无法获得可持续发展。
发展进程的深化需要对有效政策的广泛支持，但如果发展的成果不能被广泛地分享，就很难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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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诺尔曼·弗罗里希、乔·奥本海默曾经做过一系列关于收入分配的实验。
实验表明，“实验对象具有两方面的关切，一方面要确保没有人生活在贫穷之中，另一方面，他们……试图保证有才能的和从事艰苦工作的人有得到高额报酬的机会。
这两个结果能够加强一种收入的最低限度并把个人能够得到的平均薪水最大化而得到最好的满足。”
6这就是说，公正的社会，应当保证有才能的人、从事艰苦工作的人，得到高额报酬。
这项实验同时表明，研究对象中有34希望在一种较高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与提高平均收入的可能性之间，保持平衡，并且期待有朝一日成为高收入阶层的一员。
他们的这种信念，不会因为他们可能要为那些收入较低的人纳税，而受到削弱。
这表明，社会公正具有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 7。
制度建设，制度决定中产出路
中产阶层的出路主要在于制度建设。
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中产阶层、有什么规模的中产阶层。
制度要能扩张民众生活权利空间
经济学家易宪容认为，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关键不在于民众的知识教育水平、个人能力以及拥有财富的多少，而在于制度。
好的制度可以使穷人变富，坏的制度下即使富人也会变穷。
他举了这样两个实例加以证明：
一个是安徽省霍邱县的冯井镇。
这个镇是一个穷乡村，可是从这个穷乡村走出来的1100多位农民，却牢牢控制了北京中关村CPU市场60%以上的份额，许多农民资产上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些农民虽然文化水平低、知识少、缺乏资金，经营高科技产品也不是他们的优势，可是他们有一个好的环境、一个鼓励竞争的市场，这样，他们的积极性和潜能就得到了充分发挥。
另一个是河北省某县的一个生产队。
这个生产队一共有62户农民，当初在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时，集体财产包括2.4万元现金和价值2.5万元的机器设备。
有32户农民分得了机器设备，另外30户农民分得了现金。
分到现金的农民，各自拿了钱就散去了。
可是分到机器设备的那些农民，只能把设备投入生产。
于是，他们办了一个纸箱厂。
10年后这个纸箱厂发展成为总资产2000多万元的企业集团，成了该县规模最大的企业。
该县县政府为了把该企业纳入政府控制范围内，1992年6月突然派县审计局进入该企业集团进行审计，宣布停止该企业一切经济活动，自然遭到这32户农民的强烈抵制。
他们认为，创办这个企业政府没有投入一分钱，这个企业是他们的合伙企业，现在，没有经过全体股东同意，任何人都无权处置企业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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