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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所有人在投注时，都是坚信“下次或许就能中奖了”
。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圣彼得堡悖论。
根据伯努利提出的关于博彩的理论，如果投注的次数接近无穷大，确实能够赢得高额的奖金（比如说1万亿日元）。
但是，人们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因为在有限的人生中，根本就不会有那种机会。
人们关注的是自己下一次买的彩票是否会中奖。
使用期望值准则或期望效用准则之类的平均值判断准则的数学合理性，是以人生足够漫长，可以接近无限次地参与投注为前提的。
但是，实际上，每个人的寿命都是有限的，大多数人的寿命只有短短的几十年，转瞬即逝。
因此，这种基于平均值的讨论是没有任何依据，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在“人生只有一次”
的前提下，平均值准则是缺乏说服力的。
与之相对，侥幸心理可以充分说明人们参与博彩的真正心理。
最大最大准则与社会背景
无论你有什么理由，将参与博彩的全体人员视为一个“整体”
的观点都是极为不合理的。
这是因为博彩活动的主办方做的是无本生意，希望通过“无中生有”
的方式获得利润，这些利润显然都是从参与博彩的投注者身上赚取的。
如果从非群体和非平均化的视角出发，对人们热衷于博彩的性格倾向进行分析，最大最大准则就有实际意义了。
这一准则“在做决策时仅考虑最为有利的情况”
。
也就是说，最大最大准则是人们在充满期待的心理状态下，坚持认为“虽然没有什么依据，但是肯定会发生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并据此做出行为决策。
虽然从理论上来看，几乎不会出现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情况，但让所有人相信事情会对自己有利是完全可能的。
人们并不会参考概率，也不会参考期望值。
这是因为无论是概率还是期望值，都是多次性指标，而不是一次性指标。
我认为侥幸心理和最大最大准则与“社会结构”
之间是不可分割的。
如果单纯从数学合理性的观点出发进行判断，它们是完全不合理的事情，也是完全无法解释的。
但是，在“社会结构”
这一相对而言更为宏观的框架下，它们则具有必然性。
在现实社会中，大多数人都过着平凡的日子，挣着接近平均水平的工资，住着普通的住宅，过着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
这种生活状态决定着普通人未来的财富和生活水平。
但是，彩票中奖可以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根本性的转机，彻底改变普通人对于未来生活轨迹的预期。
普通人只要付出300日元的代价，就可能帮助自己实现“逆袭”
，赢得一个崭新的未来。
这种“急剧性变化”
与概率和期望值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脑海中所想的是自己作为“单纯个体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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