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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参加座谈会的人员增加到一百多人，其社会影响是很大的。
对此，董老曾笑着对甘祠森说过这样一段话：
“你们这个座谈会搞得很好嘛。
抗战的胜利，民主的实现，要靠大家去做才有希望。
你们交了许多同情革命的朋友，也是对我们党的支持嘛！”
这也就是南方局对民主同志座谈会的评价。
与此同时，为落实周恩来同志发出的“发动一切进步民主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文化上的统治”
的号召，王昆仑又支持曹孟君接受邓颖超同志交给她的创办一个公开的进步妇女杂志的任务。
经过曹孟君同志多方交换意见，串联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组成编委会，并筹备创刊资金，于1943年元旦创刊了《现代妇女》。
这本月刊杂志不仅完成中共南方局交给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任务，而旦还使我们的立传者王昆仑一举成了各方人士都关注的红学专家。
王昆仑成为红学专家，是有其远因和近因的。
诚如他自己生前所说：“我最初读《红楼梦》是在六十多年前，当时我十来岁，是北京大学预科的学生。
那时，蔡元培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校长，胡适之也在那任教，他俩都对《红楼梦》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我却毫不在意，只是一股脑儿地沉浸在《红楼梦》所表露的豪情柔意，悲欢离合之中，压根儿就不去理会什么索隐派与考证派等等等。”
这说明王昆仑在少年时期就被《红楼梦》的艺术魅力所俘获，是为远因。
说到他因支持《现代妇女》一举成为红学专家的近因，他自己在多年之后写了如下这段话：
“当时，在重庆有一份杂志叫做《现代妇女》，它是一些进步妇女办的，也经常受到党的关怀与爱护，我的妻子曹孟君曾在编辑部工作，1943年春天，《现代妇女》很想发表一些文艺方面的文章，曹孟君希望我为它写一点东西，于是我开始重读《红搂梦》。
此刻的我已不复是青年时代的我，经历了一些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因此《红楼梦》吸引我的，也不再是悲欢离合的情节，而是一些生动逼真的形象，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封建压迫最底层的女奴与女伶，其中特别吸引我的是晴雯。”
但是，王昆仑在写《红楼梦人物论》系列的时候，列在他写作首篇的却不是特别吸引他的凊雯，而是以《花袭人论》作为他的开篇。
这个中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在晚年曾向读者坦言：“我和许多人一样喜爱晴雯，但什么是晴雯的动人之处呢？她和袭人都是怡红院的大丫环，都是贾府的奴隶。
论美丽，袭人与她不相上下；论性情，袭人温柔和顺，晴雯是块暴炭，火热而又暴烈；讲工作，袭人是谨谨慎慎，细致负责，而晴雯几乎是没有太多的表现；论处世，袭人对卑躬屈膝、谄媚逢迎的贾芸，尚且亲处奉茶，而晴雯只要不高兴，连黛玉姑娘也吃过她的闭门羹。
然而，像这样一一比去，原来袭人与晴雯虽同是女奴，却有着各自不同的灵魂：一个是为了爬上半个主子的地位，不惜践踏别人的奴才；一个是为奴而不服奴的卑贱，终于付出了的奴隶。
在这种情况下，我为着了解晴雯而懂得了袭人，为着赞美晴雯而剖析了袭人，所以先写《花袭人论》，以做第二篇《晴雯之死》的铺垫。”
正如王昆仑晚年追忆当年写作《红楼梦人物论》社会背景所说的那样：“在抗日战争形势下的重庆，不但日本帝国主义给了我们很大的威胁，而且蒋介石为首的政权也给人民以很大的压力。
具体说，普通人民没有思想、言论和行动的自由。
我当时的反抗、优郁、难以说明的情绪，不期然地想起《红搂梦》这部书来，也就是想借此发泄胸中的郁闷。”
因此，王昆仑所写的《红楼梦人物论》不仅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更重要的是还有着极强的政治倾向。
换言之，它还有着针砭时弊的现实意义和战斗品格。
再加之王昆仑在国民党中那显赫的政治地位——自然也为着长期战斗的策略性，发表这一组文章时，采取曹雪芹写《红楼梦》时用过的“真事隐”
的笔法，隐去真名王昆仑，署名太愚。
也或许是王昆仑笔下的《红楼梦》人物太别具一格了，自第一篇《花袭人论》问世以后，山城政治界、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等都在传阅，都在议论太愚到底是何人？对此，王昆仑晚年回忆起这段往事之后，还不无感慨地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当时由于环境，不得不用“太愚”
的笔名，然而还是泄漏了机关。
于是一方面是责备：居然搞起红学来了，什么目的？影射谁的？另一方面是支持，认为用这种办法来评论一部文艺作品，特别是《红楼梦》，也有些新颖可取之处。
特别使我受到鼓舞的是总理的关怀。
总理在那样艰苦的斗争环境，在那么繁重的工作中，竟能注意到登在一个小刊物上的我的文章。
他不仅看了，而且还让《新华日报》发了报道。
也就是在王昆仑发表《花袭人论》前后，蒋介石又发动了第三次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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