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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年路的那碗阳春麵，余味悠长。
它不仅暖了四个年轻学子的胃，更像一个无声的仪式，將一份沉甸甸的治学精神烙印在了他们心上，正式为陆泽的研究生生涯拉开了序幕。
开学后的生活，迅速在一种张弛有度的独特节奏中铺展开来。
象牙塔內的时光，与阁楼里那段与世隔绝、疯狂闭关的日子截然不同。
课程表从表面上看，堪称清閒。
每周除了三个半天的公共必修课。
分別是略显枯燥但必须掌握的政治理论、决定学术视野宽度与广度的公共英语，以及为文学研究打下框架的文艺理论基础。
真正属於导师指导的专业学习，就只有每周三下午和周六上午，跟著贾老师上的那两节《中国新文学源流》。
乍看之下，这意味著大段可供自由支配的私人时间。
然而，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明白，真正的压力並非来自课堂，而是潜藏在每一门课程背后那高標准的学术要求之中。
政治理论课需要阅读大量经典著作，並结合当下社会现实撰写一篇又一篇的思考文章；
文艺理论基础则要求学生在极短时间內，系统性地梳理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俄国形式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庞杂脉络。
而最令人望而生畏的，当属公共英语课。
这门课的期末结课作业，是要求每个学生独立翻译一篇不少於八千字的、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外文文献。
在1981年这个资料匱乏、没有网络辅助的年代，对於大多数需要抱著厚重词典一个词一个词硬啃的学生而言，这无异於一项需要耗费整个学期的浩大工程。
它考验的不仅是语言功底，更是长达数月的毅力与耐性，绝非期末前临时抱佛脚能够侥倖完成。
至於贾植芳老师的治学之严，更是名不虚传。
他的课堂从不拘泥於固定教材，开学第一天，就给四位弟子发了一张油印的、密密麻麻开列著上百本著作的推荐书单，涵盖古今中外，从《申报》的影印合订本到法捷耶夫的《毁灭》，包罗万象。
而他的作业，则是要求每个学生每月提交一份不少於一万字的读书报告，並在专门的师门討论课上进行深度交流。
这报告绝非简单的內容复述，贾老明確要求，必须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与批判性思考，言之无物、拾人牙慧的报告，会被他毫不留情地驳回。
一时间，復旦大学那栋古老的图书馆，成了307宿舍四人真正意义上的第二个家。
白天没课的时候，四张书桌总是被他们占得满满当当。
走在宿舍的走廊里，常常能听到各个寢室传来翻动书页的沙沙声，以及因某个学术问题而起的低声討论，空气中瀰漫著一股浓厚而纯粹的求知氛围。
这天中午，四人刚从食堂吃完饭回来。
梁永安把饭盒往桌上一放，整个人瘫在椅子上，哀嚎起来：“不行了，不行了！
这才开学几周，我就感觉头髮都掉了不少。
一本《英国文学史》还没啃完，贾老的书单上还有三本等著我，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年纪最长的孙乃修正戴著老花镜，一丝不苟地擦拭著桌面，闻言推了推眼镜，沉稳地说道：“治学如登山，岂能一蹴而就？梁老弟，你就是性子急了点。
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
“我倒是也想慢慢来，”
未来的系主任陈思和靠在床架上，手里晃著一本加繆的《局外人》，眼神里带著几分思辨的笑意。
“可时代不等人啊。
我觉得贾老让我们大量阅读，不只是为了打基础，更是想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內，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方向。
我们这一代人，被耽误了太久，现在有机会了，就得加倍地追回来。”
陆泽正在整理自己的笔记，听到这话，笑著抬起头：“陈师兄说得对。
不过梁师兄的苦恼我也理解，咱们的作业確实是『甜蜜的负担。”
对於已经习惯了后世信息轰炸和高效学习方法的陆泽而言，这种沉浸式的学术环境让他如鱼得水。
那八千字的英语翻译任务，对他来说並非难事，这让他能將更多精力投入到专业经典的研读之中，並有余力去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
但对室友们而言，这確实是不小的挑战。
又是一个夜晚，宿舍里只亮著一盏檯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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