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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来，《庄子》的相关著述显然不符合这个比大清政府还要主旋律的经营理念，真不知道王先谦是怎么想的。
那么，我们翻翻《庄子集解》的序言也许能找到什么线索吧。
王先谦这部书（很明智地）没有委托别人作序，而是写了一篇自序，情绪和态度与从前已是大不相同，其大意是说：
“古时候的那些著书之人难道一定要在山野之中隐居不成，我看庄子虽然就是这么做的，虽然他的确不把富贵放在心上，但毕竟也会出门借米，也会上朝谒见国君，看来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救世之心的。
传言庄子会取代惠施的相位，于是惠施在国中连续三日大索庄子，这两位毕竟是同声相应的老朋友啊。
惠施之所以会是这个态度，想来庄子并不是一个像他自诩的那样完全回避世俗名利以全其道的人吧。
“何况庄子自己也说过：‘天下有道的时候，圣人出来做事；天下无道的时候，圣人保命全生。
’又说他自己要‘处于材与不材之间’（也就是有用和无用之间，既非有用，也非无用）。
庄子所谓的不材，是要让自己做一个没用的人来保全性命；所谓的材，是用文字来彰显自己的思想。
“但是老子说过：‘漂亮的话不可靠，可靠的话不漂亮。
’庄子的文章就属于漂亮的，而且连他自己都说自己的话不可靠。
所以他才一会儿说马鞭子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文明的罪恶，一会儿自己却拿着马鞭子敲打骷髅；一方面追慕上古那个没有文字的社会，一方面又常常借古人的言论以修心，这哪里是要为后世立言的态度呢，只不过是愤世嫉俗罢了。
庄子刺暴主，愤浊世，批评仁义，齐同是非，这是因为在那个残暴与虚伪丛生的世界里，仁义只是强盗的幌子，孰是孰非又如何分辨得清呢？
“他的心志已伤，所以言辞才会过激。
如果让他生在好时候的话，他一定会好好出来做事的。
但遗憾的是，后世的读书人追慕庄子的言论却不考虑这些特定的背景。
这不是庄子的错，而是那些后人的错。
“我治《庄子》也算有些年头了，体会全书的要领，无非是‘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罢了。
我曾以这句话作为养生的原则，这也的确对我有些益处。
这样说来，庄子也算是我的老师了。
……”
以上，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王先谦，先前那些感时伤世的激愤突然没了踪影，眼下仿佛只有一位恬淡平和的老人坐在大榕树下一张古旧的摇椅上，眯着眼睛向小辈们拉着家常。
其实，所谓“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
，儒家本身就有这种论调，不假外求，只不过立意不同。
《尚书正义·武成》引《帝王世纪》，说武王克商之后，殷商的人民看着周军进城，期待着一睹新君风采。
先看到了毕公，大家以为这就是新君，贤人商容说：“这个人严肃而有急色，不会是新君。”
又看到了太公，大家以为这该是新君了，商容又说：“这个人威风凛凛，是个带兵的人，不是新君。”
接下来周公出场，大家以为这总该是新君了吧，但商容又说：“看这个人的气质，志在除贼，应该是周之相国。”
最后武王露面，商容这才说道：“圣人为海内讨恶，见恶不怒，见善不喜，看这个人气质正是如此，应该就是我们的新君了。”
之所以“见恶不怒，见善不喜”
，是因为圣人存天下之公心，不存私心之好恶。
但如今一代大儒王先谦放弃了本门外王之道的“见恶不怒，见善不喜”
，转而尊奉庄子内圣之道的“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
，无可奈何之情溢于言表。
当然，我们最后仍然要留意一下王先谦是在什么时间做出这番转变的——序言的落款里清楚地写着：宣统元年七月。
宣统元年（1909），岁次己酉，这是一个帝国改元的年份，旧皇帝下马，新皇帝上任，距离王先谦为郭庆藩新书作序的时候，也就是距离甲午战争爆发的那个年份，已经过去了足足十五个春秋。
难道在这十五年间，那个“怎么办”
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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