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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有了答案。
就在王先谦刊行《庄子集解》的前一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接连去世，随后溥仪继位，改元宣统，溥仪的父亲载沣摄政，成为大清帝国的实际统治者。
就在宣统元年之初，载沣重申立宪组阁，下令各省在年内成立咨议局，还罢免了几名反对立宪的官员，皇权专制眼看着就要改为立宪组阁，这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大事。
尤其这伟大的一跃竟然还是自上而下发生的。
对于清朝皇权来说，立宪组阁之举当然不是心甘情愿的，只是在局势所逼之下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君主立宪虽然不好，但总好过被如火如荼的革命大军推翻。
几家欢喜几家愁，当初维新运动兴起的时候，王先谦痛斥维新大将梁启超伤风败俗，志在谋逆；《湘报》宣传民权，宣传平等，王先谦斥之为禽兽之行，败灭伦常；可如今立宪组阁是摄政王载沣一手督办的，王先谦就算还想骂人也不容易找到下嘴的地方了。
我们不妨对他的忧虑给予一些同情的理解，毕竟在根正苗红的儒家传统里，政治和伦理向来都是一体的两面，若是政治格局变了，旧有的伦理格局又该置之何地呢？如果天地君亲师错位了，被儒家知识分子们辛苦维护了两千多年的道统岂不也跟着摇摇欲坠了吗？“也知经术非时务，稍为儒林振古风”
，王先谦曾经这样道出自己编修儒学经典时的一丝无奈，那个美丽旧世界看来是守不住了，而邪恶新世界又何曾给自己的心灵留下一截可以栖息的寒枝呢？
李零先生在《丧家狗——我读〈论语〉》里说过这样一段相当悲情的话：“孔子绝望于自己的祖国，徒兴浮海居夷之叹，但遍干诸侯，一无所获，最后还是回到了他的出生地。
他的晚年，年年伤心。
丧子，哀麟，回死由亡，让他哭干了眼泪。
他是死在自己的家中——然而，他却没有家。
不管他的想法对与错，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宿命。
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现在，我很想把这段话挪用到这位错愕于宣统元年的王先谦的身上。
在许多研究近代史的文章里，王先谦都是作为一名标准的反动派，恰如其分地秀出他的标签所赋予他的那副符合人们刻板印象（stereotype）的嘴脸，但从《庄子集解》的这篇自序里，我们似乎也可以体会到一些别样的东西，反动派也有他们深沉的悲情。
这世界彻底乱套了呀，西洋列强，东夷悍邻，维新派，革命党，立宪组阁……十五年前的王先谦或许没有想到，那个实实在在而又虚无缥缈的道统终于不是自己能够捍卫得住的，甚至有一天还要亲眼看着它分崩离析，轰然倒塌，而那一部曾为他深深鄙夷的《庄子》却意想不到地变成了自己最后的精神家园，这不由令人想起杨慎的诗“少日声名追杜甫，暮途羁绊脱庄周”
（《重寄张愈光》之二）。
但是，冷眼旁观之下，王先谦之所以能够修炼得“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
，想来只不过是因为“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
罢了，尽管所谓槁木死灰云云在《庄子》的本文里恰恰是被用来褒扬那些得道高人的。
当今的鸡汤主义者们对此时此刻的王先谦一定不会吝惜溢美之词，“如果你无法改变这个世界，你就要学会改变自己的内心”
。
——王先谦似乎做到了，他的心灵由此而升华，登上了宁静而逍遥的庄子境界。
这应该算是一个两全其美的结局吧，他获得了逍遥，他的敌人获得了快乐。
3
回顾王先谦的这篇自序，单从学理上说，牵强之处颇多，实在有失宗师风范。
但对王先谦自己而言，这些问题似乎已不再重要。
然而，无论如何，他在学理上还是说对了一点，《庄子》这部书，确实是乱世之下的过激之语。
当然，这并不是王先谦的独创之见，前辈学者也每每言及于此，比如宋代的黄震比较《老子》和《庄子》，说后者值得称道的言论虽然更多一些，但悖理之处也更极端，因为《老子》是隐士之书，而《庄子》是乱世之书。
（《黄氏日抄》卷五十五）
至于说庄子的那套道理基本行不通，这也算是古今学者们的一个共识了。
司马迁就说过庄子的学说汪洋恣肆、随心所欲，只顾自己舒心，所以王公大人们找不到可以应用这些学说的地方。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及至魏晋年间，庄子研究的黄金时代，郭象，这位《庄子》最著名（不过至少有一半是骂名）的注释家，在为自己删订的《庄子》所作的序言里[3]，虽然赞许了庄子“知本”
，还文采斐然地为他说了不少好话，但也认为他的那些狂言距离现实社会太远，正确而没有用场，高明而无法实行。
而在郭象的注释里，甚至直接批评了庄子那种隐居山林的所谓“无为”
。
尽管这也许正是庄子所要追求的效果，但是，对于今天的普通读者来说，恐怕很难领会郭象当年的这番感慨，现在看看那么多人生导师讲解《庄子》，讲庄子的智慧对我们现实生活的真切指导，比实用更实用，比日常生活更日常生活呀，怎么能说“正确而没有用场，高明而无法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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