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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格言抄录了一些，尽是些符合儒家价值观的，其中第一句就是我们在本书序言里已经了解到的那句“为善无近名”
——这一点自然会引起我们的好奇，其实事情也很简单：后边那句“为恶无近刑”
被黄震删了。
（《黄氏日抄》卷五十五）
所以，为了把黄震的意见结结实实地反驳回去，我们看来不宜把功夫花在他本人身上，而是该去别处寻找一些坚实的证据。
好在证据并不难寻，就在《庄子》本文里，《外篇·秋水》也讲到楚王礼聘庄子，只是细节有些出入罢了，是说庄子在濮水垂钓，遇到了楚王派来的两位大夫，说楚王很想重用庄子。
但庄子手持钓竿，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你们楚国有一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了，国君一直把它的遗体供在庙堂之上。
如果这只神龟可以选择的话，它是愿意死后留下一把骨头被人供着呢，还是愿意活着在泥塘里爬？”
两位大夫说：“当然是后者了。”
庄子说：“那你们就请便吧，我也愿意活着在泥塘里爬。”
《庄子·杂篇·列御寇》也有一段记载，说有人来聘请庄子，庄子的答复是：“你应该见过祭祀用的牛吧，披的是彩缎，吃的是精料，可等到被送进太庙宰杀的时候，它就算只想做一只孤单的小兽也不可能了。”
现在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史记》里的那段记载恰恰就是《庄子》本文里这两段内容的结合。
难道司马迁就是从《庄子》里边采来这两段材料编缀成篇的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不仅无助于反驳黄震，庄子生平的可信度反而更加令人怀疑了。
个中原因，黄震方才已经讲到了，就是“这事或许只是个寓言罢了”
。
黄震这么讲，在《庄子》本文里有一处铁证：《杂篇·寓言》里概述创作宗旨，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
，这就是说，在《庄子》的全文里，寓言占了十分之九；《庄子·杂篇·天下》概说《庄子》之行文，也有所谓“以巵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
，而司马迁自己在庄子本传里也说过，庄子著书十几万字，大多都是寓言。
寓言是为了阐明道理的，故事情节当然可以尽情虚构，所以在有的故事里儒家扮演反派，在另外一些故事里儒家又扮演正面人物，就连老子也有这种遭遇。
这就是说，我们很难从《庄子》本文里那些涉及庄子生平的故事来论断庄子的真实生活，而只能做一些模糊的推测罢了。
比如，在所有和庄子有关的故事里，他几乎一直都是以赤贫姿态出现的，看来这是一个深入人心的形象，很可能庄子真的很穷；他还始终扮演着隐士的角色，从来不去做官，多半这也是真的。
如果这两点推测基本成立的话，我们应该就可以判断出来，在那个极端尊重知识分子而且人才在国际高度流动的时代，以庄子的才学，就算这些才学全是玄虚不实的屠龙之术，谋个官做也很容易；就算他不想做事，也能到齐国稷下学宫之类的地方混一口富贵闲饭，而且想骂谁就骂谁，没人限制他的言论自由。
一处只有螃蟹而没有监州的天堂，难道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梦寐以求的吗？但他就是不去，甘愿做一名清贫的隐士。
这样的人格是令人钦慕的，所以郭沫若在《三个泛神论者》里说：“我爱我国的庄子，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m，因为我爱他是靠打草鞋吃饭的人。
我爱荷兰的Spinoza，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m，因为我爱他是靠磨镜片吃饭的人。
我爱印度的Kabir，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m，因为我爱他是靠编渔网吃饭的人。”
看来郭沫若没可能爱上自己，他没讲自己是靠什么吃饭的。
无论庄子是不是一个泛神论者，只要我们不抱偏见地看，应该相信他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
虽然他的原则和我们普通人不大相同，但他毕竟一点不像鲁迅在短剧《起死》里所讥讽的那个不辨是非的迂腐哲学家。
[8]的确，他对世俗所谓的正邪善恶很没原则，却对做官还是不做官太有原则。
或许他太厌恶这个世界了，所以只想远远地和它保持距离，做一个冷眼旁观者，绝不让自己陷溺其中。
正是看到了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作风，颜世安先生找到了为庄子的“学术污点”
做洗刷的机会：“庄子生平穷困，却清高孤傲，拒绝与官府往来，这对于理解其思想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长期安于贫困，做起来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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