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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一生不肯入仕，也不肯做清客吃一口现成饭，这说明他性格中有某种很认真的东西，说明他是迂直而不肯灵活权变的人。
为什么我们重视庄子这种性格呢？因为《庄子》一书（尤其内篇）恰恰提倡一种凡事不要认真，无可无不可的游世主张。
按这种主张，人生在世没有什么应该特别坚守的原则，别人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庄子评传》，第16—17页）
如此知人论世地看问题，我们更加可以领会到《庄子》之所以被称为乱世之书、过激之言的理由。
遗憾的是，这只是一种善意的推测罢了，因为一个人的实际生活和思想主张常常都是不合拍的。
而当这种反差出现的时候，实际生活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对于理解其思想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这实在难说得很。
这种情况在世界级的思想家身上并不鲜见，比如罗素就曾以一贯刻薄的口气这样评论叔本华说：“假若我们可以根据叔本华的生活来判断，可知他的论调也不是真诚的。
他素常在上等菜馆里吃得很好；他有过多次色情而不热情的琐屑的恋爱事件；他格外爱争吵，而且异常贪婪。
……除对动物的仁慈外，在他一生中很难找到任何美德的痕迹……在其他各方面，他完全是自私的。
很难相信，一个深信禁欲主义和知命忍从是美德的人，会从来也不曾打算在实践中体现自己的信念。”
（《西方哲学史》下册，第309—310页）而王国维，这位叔本华在中国最著名的私淑弟子，虽然多次论述自杀之于生活境界而言极不可取，自己却终于选择了这个极不可取的归宿。
那么，到底该以他们的实际生活为标杆来理解他们的思想，还是认为他们只是看得破却做不到罢了，这就需要更多的证据来做判断的支撑。
但遗憾的是，至少在庄子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找不出更多的证据了。
至此反观颜世安先生的那番推断，实在很有典型意义。
学者们常常出于个人的喜爱之情来选择自己的研究对象，或者在偶然甚至被迫的情况下选择了研究对象之后，也会因为认知失谐的作用而对后者萌生了喜爱之情，由此而产生的问题是，他们往往会“不惮以最大的善意来揣测自己的研究对象”
（反用鲁迅先生的名言）。
尤其对于本国的历史，当我们怀着钱穆先生所提倡的“温情与敬意”
的时候，要小心不可把客观性牺牲得太多。
2
如何理解庄子的思想是我们的事，而选择哪一种生活则是庄子自己的事。
既有富贵的能力，也有富贵的机会，却偏偏选择了贫穷，常人虽然觉得不可理喻，但他做出这样的选择毕竟没有伤害到谁。
在不伤害别人的前提下，生活难道不可以有这样的选择吗？
但庄子也许真的伤害了谁，至少伤害了他的老婆和孩子。
从《庄子》本文来看，他居然是有妻有子的。
如果我们不以寓言视之的话，难免会对他的家庭责任感或多或少地抱以一些质疑，尽管这丝毫无损于他的思想。
当然，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实际问题，那么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庄子的这套思想，或者说如此有思想的这位庄子，有没有帮他的妻儿老小过上好日子呢？——《周易·遁》九四爻辞：“好遁，君子吉，小人否”
，周振甫先生解释说：“贵族可以退隐，故吉；小民靠劳动生活，不能退隐，故否。”
（《周易译注》，第119页）的确，诸葛亮躬耕南阳，支道林买山而隐，都是很有物质条件的，庄子没有守节之忧，难道也要学伯夷、叔齐和黄震那样不成，又置老婆孩子于何地呢？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庄子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个朋友，整天不着边际地高谈阔论，不出去努力打工赚钱，让老婆孩子过着要房没房、要车没车的日子，我们会不会鄙视他呢？——把理论一联系生活，问题就出来了，而且这个问题早已经被古代的哲人和俗人一并关心过了。
哲人的意见，比如晚明“四公子”
之一的方以智就认为庄子并不是真的必须选择隐遁的生活来全身保命，因为当时虽是乱世，但寿终正寝的人还是不少的，尤其是知识分子，比如稷下三千学者，大都得了善终，所以庄子这么做是别有用意的。
（《庄子书后》，《浮山文集前编》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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