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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軦生于九猷虫，瞀芮生于萤火虫，羊奚和久不生笋的竹子结合会生出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变回到几。
万物都是从几演化出来的，最后也都会回到几的状态。
《庄子·杂篇·寓言》也讲到这个问题：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
天均者，天倪也。
（《庄子·杂篇·寓言》）
大意是说万物都是“种”
，以不同的形体相承接、转化，首尾如环，莫得端倪。
这是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对世界的一种朴素思考。
知道哪种东西能够变成另外一种什么东西，这被看作相当高级的知识。
古代的知识分子们很把这种知识当一回事，《墨子·经上》也讲过蛙能变成鹑，《淮南子·齐俗》认为这种不同物种之间的神秘转化只有圣人才晓得。
[35]汉代易学大师京房的《易传》里更没少这种记载，还在“天人感应”
的学术时尚里把特殊的变化解释出了特定的征兆，比如庄子讲到的“马生人”
在京房那里就是“上无天子，诸侯相伐”
的征兆。
（《搜神记》卷六）即便是《礼记》这样的儒家经典也有同类的记载，而到了谭峭的《化书》，更把这类知识讲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庄子》佚文也多次讲过这种转化的知识，譬如朽瓜化为鱼，田鼠化为鹑，鱼卵化为虫，血化为磷，这大约就是郭象觉得“或类《山海经》”
而删去的。
除了血化为磷之外，其他的转化在今人看来都不能接受了，不过，庄子在当时所在意的并不是这些具体的知识，而是其背后那个抽象的规律。
的确，庄子更深刻的地方就在于他看到的不仅仅是局部，而是整体。
有了这个整体的眼光，一个个局部的神秘知识也就连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了。
这理论颇有几分进化论的味道，以至于胡适在他1919年出版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1930年更名为《中国古代哲学史》）里当真跨过了训诂的限度，用进化论来做解释了：“‘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
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地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
却又并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
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地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相禅’。”
（《胡适文集》卷六，第330页）
进化论长久以来都被很多人视为对人类自尊的一种侮辱，但庄子的这番侮辱实在比达尔文更甚：从猿到人看上去好歹还算是一个上升的进化过程，而从几到人，再从人到几，进化完了居然还会退化回去，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
这也许会引起我们对微生物的怜悯之心，因为我们自己不知道哪天也会变成微生物的。
在庄子看来，人之所以成为人，并非出于造物主的特殊安排，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罢了，没什么值得骄傲的。
人和蝴蝶、虫子、老鼠等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所以《庄子·内篇·大宗师》讲到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谈论生死问题的故事，他们认为生死存亡浑然一体，就算身体生了重病，有了严重的残疾，也无所谓。
如果左臂变成了鸡，就用它来报晓；如果右臂变成了弹弓，就拿它打斑鸠吃。
生为适时，死为顺应，安时而处顺，就不会受到哀乐情绪的侵扰。
后来，子来病得快要死了，妻子围着他哭泣，子犁却让子来的妻子走开，不要惊动这个将要变化的人。
然后他又对子来说：“了不起啊，不知道造物主这回要把你变成什么东西呢，要把你送到哪里去呢？会把你变成老鼠的肝脏吗，还是把你变成虫子的臂膀呢？”
几乎在同一个时代，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对万物的循环变化发表了朴素的认识：“在我们身上，生与死，醒与梦，少与老，都始终是同一的东西。
后者变化了，就成为前者；前者变化了，又成为后者。”
（《著作残篇》90）只要想通了这个道理，死亡似乎也就不再令人恐惧了，至少哲学皇帝马可·奥勒留和庄子想的是一样的：“最后，以一种欢乐的心情等待死亡，把死亡看作不是别的，只是组成一切生物的元素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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