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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今天喜欢称之为迷信或武断，但这都是科学探索的前身。
杞人忧天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杞人担心天会塌、地会陷，为此惴惴不安，有人向他解释说：“日月星辰都是气的积聚，就算真掉下来也伤不着人；地是土石堆积充满的，不会塌下去。”
长庐子听说了这件事，很不赞同。
他说天既然是气的积聚，地既然是土石的积聚，当然会有毁坏的一天，难道不值得担忧吗？
长庐子的确有很好的科学态度，但这不是适宜的处世态度。
所以列子说：“天、地会不会毁坏，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所以这种问题没必要总在心头挂着。”
（《列子·天瑞》）
以今天的知识来看，杞人的担忧很有道理，长庐子的判断也基本不差，天文学家甚至算出了地球毁灭的大致时间。
但是，谁的态度才更值得我们称道呢？如果大家都像列子一样，就永远不会产生对此类未知事物的好奇，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就会停滞不前；但要是像杞人和长庐子那样，生活则会平添许多无谓的烦恼。
基于假设的答案当然不可能是确定的答案，所以科学比信仰更难被人接受。
列子和庄子在遇到疑难问题的时候，倒没有像常人一样急于寻求某个确定的答案，也就是说，不曾就此进入信仰的领域，尽管在信仰范畴之外解决处世心态问题总是费力不讨好的。
列子的态度正是对庄子无知论的发挥，在庄子看来，何必谈天塌地陷这种问题，我们就连鸡鸣狗吠都解释不了——也就是说，作为一位古代的知识分子，庄子显然认为当时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都不能被理性毫无保留地接受，于是普罗大众和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区别就在这里被充分体现出来了：大众不愿意接受存疑的答案，只愿意接受确定的答案，而无论这个确定的答案是否站得住脚；知识分子却不能容忍站不住脚的答案，宁可信者存信、疑者存疑——这是一种不自然的状态，所以他们活得会比较累。
另外，艺术家也有疑者存疑的一面，诗人济慈提出过所谓“消极能力”
的概念，将它描述为“一个人能够安于不确定、神秘、疑惑的状态中，而不急于寻找事实和理由”
。
（《济慈生平与书信集》）
当然，导致艺术家如此的并不是理性的审慎，而是被美感压倒了，或取消了一切思虑。
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思想家的庄子同时也是一个极具艺术气质的人。
庄子对于昼夜交替的问题就采取了存疑的态度，进而推论有一种我们无力窥探的力量在运转着这个世界，我们想了解而了解不得，想抗拒而抗拒不了，那么最合理的办法当然就是顺应。
并且，如果认识到这种力量不是我们可操控的话，那么对于由这种力量所造成的种种或好或坏的后果当然也就不必萦怀。
这种力量，庄子一般称之为“命”
。
《庄子·内篇·大宗师》讲过一个故事，说子舆和子桑是好朋友，有一段日子天气很坏，雨一连下了十天，子舆便开始担心子桑，怕这个穷朋友撑不过去，就带了伙食去看望他。
到了子桑家的门口，却听到里边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又像唱歌又像哭号，仔细听，是子桑鼓琴而歌：“爹呀！
娘呀！
天呀！
人呀！”
唱得急促而不成调子。
子舆推门进去，对子桑说：“你唱的是什么呀，怎么是这种怪腔调？”
子桑答道：“我正在想，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穷成这个样子，可我百思而不得其解。
难道要怪我的父母吗？可他们又何尝希望我混成这样呢！
应该怨天怨地吗？可是天地没有偏私，难道偏偏要为难我吗？我之所以沦落到这般的绝境，看来不怨天地，不怨父母，这都是命呀！”
罗隐《筹笔驿》咏叹诸葛亮毕生事业，有一名联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时也，运也，命也。
罗隐还写过一篇小文《道不在人》，以周公和孔子为例阐述“道为人困，时夺天工”
的道理；又有《天机》，讲天道与人道有正有反，这也算是罗隐为自己的偃蹇命运寻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谗书》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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