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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佛教俊杰。
除招揽到彦琮、法显、慧常、辩义、法侃等北方高僧外，多数是自江都慧日道场聘来的原南朝高僧，如智脱、法澄、道庄、法论、吉藏等。
太子杨广并令中书舍人王延寿到江都，把在江南收集到的佛像送往日严寺收藏。
因此，有人说日严寺实际上是江都慧日道场在长安的延伸。
杨广把他坐镇扬州时所经营的江都四道场的佛教文化遗产移入日严寺，并在寺里组织僧人进行译经活动，到他嗣位当上了皇帝，日严寺的声望就超过大兴善寺，成为京师的佛教文化中心。
此外，隋炀帝还有一件更有意义的佛道事业值得一提，他在营造东都时，在洛阳新城新建了四道场，道场建在宫廷之内，所以又叫内道场。
早在东汉延熹九年（166），桓楷上汉桓帝的奏文中，曾建议于宫中建黄老浮图之祠。
西晋太康元年（280），晋武帝曾筑精舍于殿内，但为时不长。
隋东都内道场实为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内道场，其始建于隋炀帝之时，以后唐宋历代非常盛行。
这反映了佛、道两教与王朝的双重联系，一方面是与皇宫关系更紧密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受王朝政治控制更进了一步。
隋炀帝最值得称道的佛事功德是整理佛典经籍，他在东都洛水之滨上林园设置翻经馆，将原在江都道场系统翻译佛经的事业转移到东都洛阳进行。
“四事供养，无乏于时”
。
道教在隋代虽然受到崇奉和扶植，但在三教序位上始终居于佛教之下。
《隋书·经籍志》称：“高祖雅信佛法，于道士蔑如也。”
这是与佛教相比，显得道教被冷落，实际上，文帝开皇、仁寿两个年号，都是得之于道经。
隋建国之初，文帝也曾利用道教编造“受命之符”
，为他篡夺北周政权制造舆论。
隋长安大兴城有玄都观，承北周设通道观。
研究三教学术，集义学道士，研讨道教教义。
隋炀帝继承了其父扶植道教的政策，东都四道场养了不少道士。
然而，三教次序虽有变，但三教并重的总方针没有大的变化。
隋唐道教炼养术也有较快发展，据说隋炀帝也曾利用道士合炼金丹，以求长生不死。
隋炀帝与其父在宗教问题上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虽尊佛道，但并不迷信，虽信佛但并不佞佛，而是把佛教作为他统治国家的手段。
但其父文帝却迷信至深，“始龙潜之日，所经行处四十五州，皆造大兴国寺”
，除佛寺命名大兴外，新建都城名大兴城，皇宫曰大兴殿、大兴门，又有大兴县、大兴园等，似乎有了大兴之名，国必大兴旺，大发达。
隋炀帝大修文治，三教并重，移风易俗，重视思想文化建设，这对中国古代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做出了杰出贡献。
隋炀帝的这些作为既然影响了历史发展，因而应该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对他的业绩不应一味抹杀，有不少功绩亦应实事求是地予以基本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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