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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站在进步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在表现资产阶级的女性，对她们表示了不满。
……说到描写方面，是有几点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宗法社会思想下的资产阶级的女**，资产阶级的女性的病态，以及资产阶级的女性被旧礼教所损害的**的渴求，和资产阶级青年的堕落。
她的描写在这几方面是擅长的，而且是有了相当的成就。”
而弋灵在发表于1928年《文学周刊》第七卷的《评〈花之寺〉》却说，“我猜想作者是处于较安适的环境，人生的悲哀，人间的冷酷，都不曾亲尝。
因此，作风是平和的：没有讽刺的气味也没有偏激的狂热，只是把感觉到的现象，忠实的写在纸上，所表现的人生不是丑恶的，冷的，死的，而是热情的，享乐的，积极的，虽则后面几篇也写出了悲惨，感伤和虚伪，可是作者对于人生并不曾失望。
作者的描写有时流于平庸，显出了气力的薄弱。
但有几篇中的抒情和写景的词句，都很可爱而有意趣。
如《春风》中的一节。
……我以为这是含有画意的，有些则写得不甚自然生动。”
朱自清20年代末30年代初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讲到凌叔华的创作时，概括为七点：“（一）上流社会女子的各种有趣味的心理――性烦闷与家庭生活。
（二）小姐们（女学生们）与太太们。
（三）玩弄男性的态度。
（四）理想的作风。
（五）客观的态度。
（六）人物个性不鲜明。
（七）朴素的风格与隽逸的笔调。”
夏志清认为，“这本书（《花之寺》）很巧妙的探究了在社会习俗变换的时期中，比较保守的女孩子们的忧虑和恐惧。
这些女孩子们在传统的礼教之中长大，在爱情上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技巧来跟那些比较洋化的敌手竞争。
因此，只好暗暗的受苦。
……《绣枕》强有力的刻画出旧式女子的困境。”
“虽然字数不多，《绣枕》却是中国第一篇依靠着一个充满戏剧性的讽刺的象征来维持气氛的小说。
在它比较狭小的范围里，这个象征与《奥塞罗》里苔思狄蒙娜的手帕是可以相媲美的。”
然而遗憾的是，因为凌叔华的《古韵》在1991年――仅仅是她去世之后的第二年，才由台湾的业强出版社出版了中文译本，并在几年之后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了大陆版，绝少由人论及。
似乎只有她的好友苏雪林在英文版出版多年之后发表过简短的评语，“这本书文字极其隽永有味，叔华本来会画，书中插图，也出自亲笔，图文并茂，外国读者见之爱不释手。”
在苏雪林眼里，“凌叔华是立于谢冰心、丁玲作风以外的一个女作家。
……我们叔华女士文字淡雅幽丽，秀韵天成。
似乎与‘力量’二字合不上，但她的文字仍然有力量，不过这力量是深蕴于内的，而且调子是平静的。
别人的力量要说是像银河倾泻雷轰电激的瀑布，她的便只是一股潜行地底的温泉，不使人听见潺之声，看见清冷之色，而所到之处，地面上草渐青，树渐绿，鸟语花香，春光流转，万象都皆为之昭苏。”
当《古韵》的英文版1953年在英国出版以后，成了畅销书，并引起英国评论界的重视，多家重要报刊登出了书评。
《时与潮》（Time and Tide）周刊评论说，“书中洋溢着作者对生活的好奇、热爱和孩子般的纯真幻想，有幽默、智慧、不同寻常的容忍以及对生灵的深切同情。
无论新旧，只要是好的，叔华都接受，从不感情用事。”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评论说，“叔华平静、轻松地将我们带进那座隐蔽着古老文明的院落。
现在这种文明已被扫的**然无存，但那些真正热爱过它的人不会感到快慰。
她向英国读者展示了一个中国人情感的新鲜世界。
高昂的调子消失以后，‘古韵’犹存，不绝于耳。”
《旁观者》的评论是，“书中有几幅作者自画的插图：描绘那个机灵的小女孩同义母一起放风筝；和老花匠去买花；跟贲先生学诗，等等，都非常令人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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