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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可谓“柳暗花明”
，忽必烈没有理由不接受这样完美的谏议与谋略，后来的历史也证明，忽必烈正是按郝经的提议采取了断然行动，使元帝国的大船从浪尖驶向了风平浪静的海湾。
因而，在后来的许多年里，忽必烈都不能忘怀这位使他转危为安、顺利登上九五之尊的谋臣。
可惜，郝经在忽必烈即位初年担任国信使出使南宋后，被南宋一扣便是9年，再没有机会向忽必烈奉献他的睿智英谋了，这是历史与上天造就了郝经的历史悲剧，忽必烈对此也不无遗憾！
如果说忽必烈在这危急关头的纳谏是情势所逼，有些被动，而他做了皇帝后，则所纳之谏就并非是情势所逼，由被动到主动，由必然向自然，使忽必烈的纳谏更合乎规律性。
1265年，蒙古帝国的政局是百废待兴，一切都在重建之中，这时汉法能否继续施行，蒙古帝国的施政方针如何？都为北方的地主阶级所密切关注。
针对此，从草野前来的许衡上了著名的《时务五疏》，替忽必烈拨云见日，澄清了疑虑。
我们曾在前文已谈及他的部分疏议，但仍有必要在此一叙。
《时务五疏》其一就是希望忽必烈继续实行汉法；其二是设立中书省；其三是设立纪纲，精于吏治；其四是整顿社会风化，兴教育，使百姓安于生产；其五是劝忽必烈严号令，节喜怒。
这五点都关乎元帝国的政治与民生，因而忽必烈都予以“嘉纳之”
。
他希望御史官员们能够像历代贤臣那样勇于讽谏，以便使朝廷吏治清明，言路畅通。
在保持言路畅通方面，忽必烈对御史台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历史上，御史台对封建朝廷、封建君主的施政方针、吏治、政务都起过重要的纠正作用。
在监督、弹劾贪官污吏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因而御史、监察官员被视作皇帝的耳目，从他们的嘴中君主可以了解民情和风情以及吏治好坏等情况。
忽必烈同样如此，所以，他所选任的御史官、监察官员都是名儒或蒙古重臣。
忽必烈在全国设立以御史台为首的完备的监察机构，并设立江南诸道与陕西、云南诸道行御史台，行台下设提刑按察司、肃政廉访司机构。
官员们的官秩同于内台，以加强对地方吏治、官员的监督。
正由于御史官员是忽必烈纳谏、了解政治得失的重要来源，对其官员的选择就非常谨慎严格。
1277年，在设立江南诸道御史台时，御史大夫姜卫就御史官员的选用问题向忽必烈建议说：“陛下把臣我当作了耳目，我把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员们当作了耳目，徜若这些官员选非其人，就好像人的耳目被闭塞一样，下面的情况怎么能够达于上听呢？”
他的话得到忽必烈的赞同，下诏让御史台严格官吏选拔，并且每当选任官员的名单报上来后，忽必烈必定要集中重要大臣、御史们商议讨论，如被大家认为某位人选不适宜的，就立刻罢劾。
由此可见忽必烈对御史官员的重视，从而也能反映他对纳谏的重视。
忽必烈纳谏的可爱之处，是他并不偏信偏从，遇到正确的、对国家有好处的，或纠正他的过错的劝谏，他从来都能放得下面子，给以采纳，有错即改。
反之，他则坚持不改。
直到临终前，老年的忽必烈也一直以善于纳谏而著名。
早在忽必烈治理漠南时，有一位叫塞旃的理财官员常常截留蒙哥大汗的财物，在暗中送给忽必烈使用，的确帮助忽必烈解决了藩府不少的困难。
将近80岁的忽必烈这时老爱忆起难忘的几十年前的往事，因而常常在侍臣们的面前提起塞旃，博果密得知来由后，便劝谏说：“这个人就是人们常说的做为君子的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啊，今天如果有一位官员把您内府的财物用来私结亲王，陛下以为如何呢？”
听了博果密的话后，忽必烈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立即挥手不让博果密说下去，并说：“爱卿不要说了，是朕说错了。”
忽必烈意识到了他的赞扬会产生的影响，不是对忠臣的勉励，而只能助长不忠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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