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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像柳青、浩然他们创作的长篇巨制，如果没有地方色彩构成小说的某些内在审美机制，那末，《创业史》和《金光大道》还能有多少人物特征和文化内涵可以供后人借鉴和发掘呢？又如像《红旗谱》那样的作品之所以能在“十七年文学”
中成为值得一书的优秀之作，其审美的引力仍然是它的地域色彩在起主要审美作用，当然，它在人物塑造和文化内涵的揭示中，也多多少少与同时代的作品有所区别，“距离”
使它产生了美感和魅力，同时也使它的生命力更有恒久性。
新时期以来，因着地域色彩被小说家和批评家们所高度重视，中国地域文化小说便有了长足的发展。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地域文化小说作为新时期小说创作的一种主流倾向，它标志着中国小说的成熟与飞跃。
人们用充满着地域文化色彩的小说来割裂小说一元化的行为模式，以形成小说的多元格局。
从汪曾祺重温四十年前那一个温馨的梦境，续上“京派小说”
的香火；从刘绍棠标举“乡土小说”
的大旗，在京东大运河畔寻觅一方土地的神韵；从贾平凹、路遥、陈忠实等为代表的“陕军”
的恋土情结中；从古华、莫应丰、孙健忠、彭见明等为代表的“湘军”
异域风情描写中；从赵本夫、苏童、叶兆言、范小青、储福金、张国擎、李杭育、金学种等充满着“吴越文化特征”
的创作中；从扎西达娃、残雪等充满着迷狂色彩的地域描写，到“后现代”
们的都市风景线的文化探索中；从“寻根文学”
中韩少功、阿城等充满着“异乡异国”
的风土人情描写，到“最后的浪漫理想主义”
者张承志、张炜的充满着宗教色彩的地域风俗描写中；从“新写实”
方方、池莉、刘恒、刘震云的对原生状态的地域文化风俗描写，到“现实主义冲击波”
里的刘醒龙、王祥夫、何申等的充满着具像写实的新风俗画的描写中；从军旅作家莫言、周大新、阎连科等到沿海边地作家尤凤伟、阿成、迟子建、张欣、邵振国等作品中的丰厚地域色彩描写成分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中国地域文化小说空前繁荣的景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小说地域文化色彩的审美特征所形成的“异域情调”
的审美餍足，使得影视文学在走向西方、走向世界的道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张艺谋们所追求的电影视觉效果基本上是源于中国地域文化色彩的美学效应，从“黄土地”
走出的中国文化之所以受到西方人的青睐，其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地域反差中所形成的人种、社会、文化、风俗、宗教的审美落差。
倘使没有这个审美的落差，一切“异域情调”
都被淡化消解了，也就谈不上什么美的惊异了。
如果没有莫言的《红高粱》的小说母本，也就没有电影《红高粱》那种视觉冲击效果；如果没有刘恒小说《伏羲伏羲》那充满着地域文化特征的内涵作底蕴，也就不可能有《菊豆》式的风俗风情画面的强烈效果；如果没有苏童《妻妾成群》的地域风土人情描写，张艺谋何能在《大红灯笼高高挂》里找到一个新的电影美学的支点？虽然他将小说中江南场景移向了山西的乔家大院，但仍抹不去小说中那浓郁的地域特征、历史风貌和风俗色彩。
可以说，电影美学家们的成功往往是在攫取了小说家们在小说中最富表现力的一尾锦羽——也是作家美学表现中的最精华部分——地域色彩、文化底蕴、风俗画面、宗教人情——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铺上了锦云如织的“红地毯”
。
纵观中国二十世纪地域文化小说，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小说而言，任何失却了地域文化色彩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都相应地减弱了其自身的审美力量。
地域文化色彩，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技巧和主题内涵意义上的运用，它作为一种文体，一种文本内容，几乎就是小说内在特征的外显形式，是每一个民族文化和文学表现力与张力的有效度量。
就此而言，地域、文化、小说所构成的链式内在逻辑联系是甚为重要的。
地域，从广义上来说，它是中华民族（种族）与幅员辽阔的中国（地理）——人与自然所构成的疆域居群关系。
而从狭义上来说，它是在这辽阔的疆域居群内更小的种族群落单位与地理疆域单位的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也就是中国各民族及其栖居地之间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审美反差所形成的地域性特点。
作为文学，尤其是小说描写的聚焦，它是否能够成为作家主体的一种自觉，可能是衡量地域文化小说的首要条件。
倘使它不能进作家的自觉意识层面，而只是在作家主体的无意识层面展开，也还是能够进地域文化小说的风景线之中的。
我以为，最好的地域文化小说可能是那种从无意识走向有意识，再进入信马由缰的无意识层面的小说家的超越境界。
正如从“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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