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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再到“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
的审美超越过程一样，进入最高境界的地域文化小说的审美表现应成为一种高度和谐的自然流露。
文化，它应是地域文化小说丰富内涵的矿藏，它应充分显示出人与文化的亲和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地域文化小说，如果在地方色彩的表现过程中不能揭示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便失去了作品的文学意义，至多不过是一种“风物志”
、“地方志”
似的介绍。
因此，作为地域文化小说，它所不可或缺的正是对斑斓色彩的多种文化内涵的揭示，无论你是主观还是客观，这种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心理等各个层面的广义文化内涵的描写，一定要成为地域文化小说形中之“神”
，诗中之“韵”
，物中之“魂”
，否则，地域文化即失去了文学之根本。
地域文化小说，它应是包容多种艺术形式的地域文化特征的小说。
就二十世纪地域文化小说来说，首先，它是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技巧为主体内容的，这不仅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技巧从形式上来说更适合于跨时空、地域、民族、居群的阅读和审美接受；同时，它亦更适合于接纳现实主义那种博大精深的文化批判内涵。
其次，作为现代主义创作方法和技巧的实验基地，有些地域文化小说对现代主义创作方法和技巧的借鉴，大大丰富了地域文化小说的表现力。
诸如残雪的《黄泥街》以及马原、洪峰、扎西达娃的一些作品，对推进地域文化小说的艺术发展有着历史性的进步意义；正是因为前两种艺术形式的冲撞，在八九十年代，才可能产生出第三种小说艺术形式和方法技巧。
那么，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创作方法和技巧的融合，促使地域文化小说胎生了另一种“杂交”
作品：八十年代受拉美小说巨匠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
的影响，韩少功以《爸爸爸》完成了地域文化小说从“现实”
和“现代”
两个躯壳中蜕变的过程，以另一种新的形式技巧来完成一个文化批判的母题。
而《马桥词典》亦以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也可以说是将地域特征进行艺术的显微和放大，完成了艺术形式上的另一次蜕变，即使它的蜕变过程有着明显的模仿痕迹，但也有着形式拓展的历史进步意义。
仍然是那位著名的美国小说家和批评家赫姆林·加兰，在上个世纪末就预言了美国文学的二十世纪未来：“日益尖锐起来的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对比，不久就要在乡土（地域）小说反映出来了——这部小说将在地方色彩的基础上，反映出那些悲剧和喜剧，我们的整个国家是它的背景，在国内这些不健全的、但是引起文学极大兴趣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
加兰所描述的一百年前美国社会景象，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现今的社会文化景观十分相似。
那种凝固的文化形态被**的反文化因子所破坏，由此在地域文化中所形成的亘古不变的稳态文化结构——人种、居群、风俗、宗教等人文因素——面临着崩溃、裂变的过程；都市的风景线所构成的新的地域文化风景线，成为地域文化小说所面临的新课题。
怎样去描摹和抒写新世纪的地域文化小说的新景观，这是中国作家和批评家应为下一个世纪承担的历史重负之一。
我们不敢懈怠，我们也不能懈怠。
这套20世纪地域文化小说丛书原计划分三个时间段来编选出版。
第一段是二、三、四十年代的一批作家的作品，如沈从文、老舍、彭家煌、艾芜、沙汀、王鲁彦、赵树理、孙犁、钟理和、师陀等人；第二段是五、六、七十年代的一批作家，如刘绍棠、汪曾祺、邓友梅、陆文夫、周立波、林斤澜、浩然、欧阳山等人；第三段是八、九十年代的一批作家。
须得说明的是，新时期以降，中国地域文化小说的创作达到高峰期，富于地域文化特征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众多出版社群起蜂拥地反复出版了一些热门作家的专集、文集乃至全集，针对这一情况，如果再选他们的作品结集，似有凑热闹之嫌。
所以经多方商讨，决定在一些正当创作势头上的作家中遴选，好在在这一广阔的领域内，我们尙有很大的提炼、选择空间。
目下已出的8本书只能算是一种探索和研究，作为一套带有学术价值的丛书，只出此8种便有深深的遗珠之憾，这种遗憾只有待这批作品面世后视读者的反应得以弥补。
这套丛书之所以能够顺利出版，主要有赖于北京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倘使没有他们的具体策划安排，丛书是不可能得以付梓的。
在此我代表众位作者及参与编选工作的全体同仁表示诚挚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
1997年4月15至5月20日
于金陵紫金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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