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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四伏的危机、欲念的**、人际的沟壑、心灵的跳浪、不尽的纷扰、无定的变幻以及生命归趋的困窘、价值生活的迷惘……都因为取得人生的连结，分别从整体上播布开诸般人生况味，切入着社会历史关系的羁缚之中人的无可逃遁这一悲剧性命题。
删夷故事之树纷披的枝叶进入本事的提挈，简化文本繁富的蕴藉做出“内核”
的捕捉，这些作品的题旨便各各清晰地显露出来：《国殇》——历史关系的罩控下“选择”
的艰难；《孽海》——社会合力的绞杀中“情欲”
的毁灭；《孤乘》——时代风雨的裹缚里“自我”
的丧失。
很明显，这些作品从不同的方位展现人生的困境，提供着指向精神性和终极性的生命解读。
《国殇》的故事发生在抗日的战场，然而作者无意以“堆积如山的尸体”
来表现战争的酷烈，还不妨进一步说，它压根儿并非表现什么战争，更别说具体的抗日战争。
它只是借助战事这一背景或诱因，展示出战争时期的也是历史存在的人的生存状态。
对于22军军长杨梦征来说，灾难不在于日军重兵围城、陵城困守失援情势下的死亡威胁，而在于比死亡要困难得多的生存。
他的留下一纸降书而饮弹自裁，固然是一种责任的逃脱，比较起慷慨赴义、决死沙场的英雄来，自是黯然失色；但作者在否定这个人物的同时，显然又在为他推出未见得缺乏说服力的辩护理由：22军这支带有氏族性质的军队跟陵城这块土地有着深深的利害系结和情感缠绕。
杨梦征这位被称做倒戈将军、常败将军的一军之长，在无义战的军阀逐鹿中的频频转向既然出自一种宗族意识，我们就并不能径直依循历史理性的条文和历史道德的信条，对他作出精神人格的否定性审判。
而抗击异族入侵者的光荣战史促使他的宗族意识向民族意识攀越的同时，也摇醒着他某种自爱、自尊、自重、自立的人格意识和自我实现的内在欲求。
当困守陵城的22军自身战斗力丧失殆尽又断绝了一切外部策应的希望，他的这种精神意识就面临无法逾越的现实屏障。
战，无非是全军覆没外搭上作为他老巢的全城生灵涂炭；降，则意味着他自身精神的灭亡，虽生犹死。
战争和社会的情势迫使他无法决策，而他无法决策的决策也并非料到会赢得“壮烈殉国”
那个颠倒历史的戏剧性厚遇。
他清醒地意识到留下一纸降令本身就先自自杀了精神，那颗从自己的枪口穿过自己头颅的子弹，在宣告死亡的同时也宣告了这种清醒。
这是一次自杀也不妨说是一次“他杀”
，是强制决定人的道路和人的命运的“社会必然”
，对要求自由选择道路、安排自身命运的主体精神的窒息性压抑和粉碎性打击。
杨梦征竟然没有选择为白云森师长力主的、且终究以昂贵的包括生命的代价得以实现的突围之路，并非是作品应该受到质疑的疏漏：既然靠民间武装起家的杨梦征，30年血光炮火的转战都依附着陵城这方土地和由陵城子弟组成的杨家军，既然30年变幻告诫了他保存自身生力、保存这块土地和植根这土地的军队便是保存他的一切，他就无法超越被生存法则和历史道德铸就了的自身。
在他看来，以降求得的“和平”
，就是他留给陵城乡亲最后的“礼物”
。
而给陵城的22军留下得以延续的“种子”
，更高过自己的荣辱乃至生命。
悲壮与滑稽在这里达成妥协，道义甲跟道义乙在这里猛烈撞击，生的酷烈和死的惨苦在这里严相交逼。
这正是社会存在的人扭曲生命个体的人的可叹现实，是人受到自己创造的历史摆布和捉弄的生动而透彻的揭示。
作者自觉地“一身二任”
，以“法官”
和“律师”
的双重身份面对主人公，出色地完成了一个矛盾实体的创造，由其“内外交困”
传导出可怖的人生境况和荒谬的人性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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