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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古代英雄的事迹都是有基础的。
当年的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河内，魏在兖州，唐在晋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
一个规模宏大的基业是必不可少的。
《易》说，‘宽大居之’，说的是宏大，而一个诚字就是根本。
道之浩浩，从哪里下手？只有立下诚才可以有居住的场所。
诚就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住这忠信。
如果口不择言，逢事就说，那么忠信也就被埋没动摇站不住了。
我曾国藩认为立得住，就是所说‘居业’，现在俗话说‘兴家立业‘就是这个意思。
子张说：‘掌握的德不宏大，信的道不专一，还能叫有吗？还能叫无吗？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宏大诚信，那么我的知识浮泛动**，说我有不行，说我无也不行，这样终身没有可居之业，这就是程子所说的‘立不住’了。”
2.以“诚”
为立身之本
曾国藩把“诚”
字作为自己立身的根本，他一向以“诚”
来训导自己的下属，要他们从日常生活做起，说实话，做实事，以诚相见。
他还专门举了北魏高允的故事，用以说明“诚”
字的重要。
北魏太武帝让崔浩负责编写魏国历史，太子的老师高允也参加了编写，他为了扩大影响，竟然把国史刻在石碑上让百官阅读，这使皇帝非常不高兴，责问高允说：“国史都是崔浩写的吗？”
高允老老实实地回答说：“不，崔浩管的事多，只抓个纲要，具体内容都是我和别的著作郎写的。”
太武帝转过头来对太子说：“你看，高允的罪比崔浩还严重，怎么能饶恕呢？”
太子对魏太武帝说：“高允见了陛下心里害怕，就胡言乱语。
我刚刚还问过他，他说是崔浩干的。”
太武帝又问高允：“是这样吗？”
高允说：“我犯了罪，怎么还敢欺骗陛下。
太子刚才这样说，不过是想救我的命。
其实太子并没问过我，我也没跟他说起过这些话。”
魏太武帝看到高允这样忠厚直率，心里有点感动，对太子说：“高允死到临头还不说假话，这确是难能可贵的。
我赦免他的罪就是了。”
曾国藩说完故事，感叹：“信人者，人未必尽诚，己则独诚矣；疑人者，人未必皆诈，己则先诈矣。”
意思是说，一个肯信任别人的人，虽然别人未必都是说话算数的，但是自己却先做到了说话算数；一个常怀疑别人说话不算数的人，别人虽然未必都是虚诈，但是自己已经先成为虚诈的人了。
曾国藩初建湘军的时候阻力很大，尤其是筹集军饷非常困难。
他找到地方势力，想得到他们的帮助，但对方有条件，说：“可以给你一些军饷，但得帮我们做事。”
曾国藩答应了，只要能把湘军组建起来对付太平军，与地方势力讲“诚”
是必要的。
这时有人反对曾国藩向地方势力妥协，曾国藩便把《礼记·曲礼》上一段形象的比喻说给大家听：
鹦鹉虽然能学人说话，但仍然脱离不了飞禽的种群；猩猩虽然能学人说话，但仍然脱离不了走兽的种群。
现在有人如果不明礼仪，他的心不也是禽兽之心吗？只有禽兽不懂得礼仪。
所以，父亲、儿子共同使用一只雌鹿也只能是禽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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