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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任务艰巨，如果不采取积极措施，恐怕就没有自立自强的日子了。
为了争取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在总结前面的经验教训之后，他特别强调维持和遵守不平等条约的重要性。
他明确指出：“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
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
他想以合约的内容为限制，为自己的发展争取时间。
不过他还是低估了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
在中国出钱购买外国船只，由英国人负责组织舰队的问题上，曾国藩以为小事上的不予计较可以换来暂时的相安无事，以便自己抓紧时机变强些，所以在1861年8月，曾国藩向朝廷上了一个奏疏，要求购置外国船炮，用精锐武器装备水师，并由清军将领主办此事。
他特别提出，必须“操纵自如，指挥由我”
。
2.大事苦争保全国家利益
后来，代办购置船炮事务的英国人李泰国妄图以英国海军大尉阿思本为舰队司令，舰上全用英国人，阴谋使这支中国购买的舰队成为外国人控制的侵华工具。
曾国藩闻知此事，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是卖国求荣。
他明确提出：“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身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
他认为这种引狼入室的做法万万使不得。
曾国藩经过深思熟虑，本着坚持民族大义、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提出了妥善解决此事的两条对策：上策是给洋兵发点工资，然后由阿思本带回英国，并将李泰国革职，不准他再干预中国事务。
所花费的银两能追回最好，追不回也没有什么，保护主权最重要。
下策是这七艘船中拨几艘给阿思本带，可以用洋兵，其余的给蔡国祥统领用华兵。
在曾国藩的坚决反对之下，李泰国失掉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肥缺，阿思本没有成为满清的水师提督，结果以曾国藩的胜利宣告结束。
在关于西方列强利用通商条约掠夺中国资财，扩大经济侵略特权的问题上，曾国藩在总体上“坚守条约”
，即使条约已定，在有关问题上也应“苦争”
和抗拒。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英、法、俄等国逼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通关条款。
曾国藩对外国商品倾销中国市场的危害性特别关注。
他主张改变由大臣统辖诸多省无暇顾及偏远地区的情况，由地方官员实地进行监督。
对于洋人以条约为凭恣意妄为，如在中国建造铁路，私运盐米，传教城镇乡村，残害国人之事，曾国藩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抗争。
他反复指出：“军兴以来，中国之民已痛深水火，加以三口、五口通商，长江通商，生计日蹩，小民困苦无告，迫于倒悬。
今若听洋人行盐，则商贩之生路穷矣；船入内河，则大小舟船水手、舵工之生路穷矣。”
当他发现洋商违例私运盐米等违反条例规定的事情后，愤怒指责英国人，认为洋人袒护朝廷要缉拿的罪犯是违规行为，并强调此后凡于船只经过之处，“令洋船停泊候查，查出之后，令洋汉一律严惩”
。
对于洋商无理提出的减轻落地税，加收华商行商税银的要求，曾国藩立即照令对方“批驳不行”
。
随后，洋商又怂恿公使对总理衙门施加种种压力，企图逼迫撤去落地税，曾国藩一针见血地指出：外国人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为了能“垄断独登”
。
因为洋人唯利是图的本性，他建议总理衙门洞察其好，善筹对策。
1867年，当外国侵略者借修约之机，提出在中国设电报、筑铁路等要求时，曾国藩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至铁路、轮船、行盐、开栈等事，害我百姓生计，则当竭力相争。”
在处理对外问题上，曾国藩始终以一个中国官吏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要时刻为天下苍生着想，这是天经地义的职责。
如果洋人争辩不休，要挟多端，也要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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