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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知道，虽然湘军总数有30万人，仪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就有12万人，但其内部派系复杂，各树一帜，他的嫡系部队亦不过只有曾国荃的5万之众而已。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近，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
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
而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则恰恰相反。
1863年5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后，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
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
不料，奏折刚到立遭批驳。
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
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言词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特派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赴雨花台大营。
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受几句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
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
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词引起的。
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词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节外生枝，有意苛求，否则，杭州城破时太平军陈炳文等10多万人突围而去，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萧营，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并不就此了结，而是步步进逼，揪住不放。
数日之后，清政时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
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了严重警告。
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
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
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
，“长承恩眷”
了。
真是寥寥数语，暗伏杀机。
曾国藩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熟悉历代掌故，当然能品出这些话的味道，掂出它的分量。
何况，曾国荃确实非常骄傲，以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劳。
后来曾国藩对赵烈文说：“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归功于己。
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
’彼恒不谓然。”
因而，攻陷天京前后，就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
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已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键，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
曾国荃在功名事业渐趋全盛的时候，还存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心念，这与曾国藩的优谗畏讥、常怕盈满的想法，恰成强烈的对比。
所以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要曾国荃时时以此为戒，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切实实践。
他在这些地方看得破，认得清，所以他在一开始就有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戒惧心情了。
曾国藩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湘军声威达于极盛之时，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
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明白表示自己无挟军权以自重的态度。
至于湘军的遣散，远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国藩兄弟就曾经有所商讨。
而非曾国藩个人的最先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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