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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到通知，《学子》的所有工作人员和我妈妈就立即行动起来。
我们把电话全都堆进一个橱子里，再用防尘罩将桌椅和床垫盖起来。
《学子》成员穿上工装，拖出颜料桶和刷子，开始粉刷墙壁。
妈妈也会带着林迪和8岁的凡妮萨，以及一大堆工具，从乡下赶来。
当教会委员们过来检查时，就会看到一群友好的刷墙工人，正在快乐地装饰房子，家具全都包上了防尘罩。
而在楼上，一个母亲和家人挤在一起，小女孩以一种相当令人困惑的方式玩一些玩具，林迪和我则在全神贯注地玩强手棋。
当凡妮萨露出疑惑的表情，仿佛要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时，妈妈就会借口说凡妮萨该睡觉了，很快把所有人赶出房间。
教会检查员看着这个幸福的家庭场景，不明白邻居们在瞎抱怨什么。
他们会挠挠头，说小凡妮萨多么可爱，然后喝杯茶，跟妈妈友好地拉拉家常。
他们刚从大街上消失，妈妈就立刻回家。
我们也把强手棋放到一旁，掀开防尘罩，插上电话，继续工作。
“真是的，”
我赶紧随机应变地说，“你们听到电话铃声了吗？这些房子的墙壁太薄了，我们能听到隔壁的所有声音。”
检查员大步走向前去，拉开橱门。
5部电话、一个总机和一大堆电话线一下子滚落到他头上。
即使是个大家庭，也用不着电话总机。
我们在阿尔比恩大街44号的生活就此终结。
《学子》杂志不得不另找办公地点。
我们在附近搜索出租房。
卡思伯特·斯科特牧师提供的条件最好。
他赞赏学生咨询中心的工作，允许我们使用圣约翰教堂的地窖，就在贝斯沃特路附近，而且不收租金。
我把一块旧大理石板搭在两座坟墓之间，权当办公桌。
每个人都找到了坐的地方。
我们还诱哄当地的邮局技工很快接好我们的电话，而不是按常规等上3个月。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中就不再有人注意到自己是在教堂地窖工作，也不在乎里面光线阴暗，四周都是大理石雕像和坟墓了。
1969年11月，我接待了两个来自玛丽里本警局的便衣。
他们是来提醒我注意《1889年有伤风化广告法案》和《1917年性病法案》的，以免我不知道这两部法案的存在。
我确实不知道，这也难怪。
他们跟我说，打广告向性病患者提供任何帮助或治疗，都是违法行为。
当初制定这些法案，本意是禁止冒牌医生压榨大批性病患者，以免他们向庸医寻求昂贵却无效的治疗。
我争辩说，我只是提供咨询服务，将任何患有性病的人都转给了圣玛利亚医院，向合格的医师求诊。
但这两个便衣态度强硬，他们警告我：如果学生咨询中心继续当众提及“性病”
二字，我就会遭到逮捕，并有可能被判处两年监禁。
就在那周前，我们成功地告发了玛丽里本警局的一个警察，因为他把毒品放在学生咨询中心的一名顾客身上陷害他。
那名警察遭到降职。
因此，我怀疑便衣的来访跟那件事有关。
为了证明我们违反了某些含糊其词的法规，警察居然搜罗出这两部陈年旧法，这让我惊讶不已。
我们赶紧将那些在伦敦周围散发的传单加以修改，里面不再提到“性病”
，而是把它描述成“社交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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