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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们接到大量来自痤疮患者的咨询，而打电话求助的性病患者则由每周60人骤降至10人。
我们断定警察只是虚张声势。
为了帮助本应求助的另外50人，我们认为，面对伦敦警察厅的威胁，冒一次险是值得的，于是便重新把“性病”
一词写入传单。
我们错了，1969年12月，警察再次光临教堂地窖，将我逮捕了。
1970年5月8日，我的案子在玛丽里本地方法院举行了第一次预审，汤姆·德赖伯格为我做了充满戏剧性的申辩。
德赖伯格派头十足，他一直担任工党议员，直至1974年。
撒玛利亚会[12]的创始人查德·瓦拉出庭做证，他指出，在学生咨询中心的建议下，有很多人向他的慈善机构求助。
约翰·摩尔蒂莫争辩说，如果我被判有罪，那么我将别无选择，只好起诉政府和所有地方当局，因为他们也在公共厕所贴告示。
地方法官驳回了根据《1917年性病法案》而对我提出的指控，因为学生咨询中心并未向患者提供治疗，而是引导他们向有行医资格的医生求助。
至于另一项指控，则推迟到5月22日再审理。
当正在审理这个案子时，英国公布了一项统计数据，它表明，在过去的一年中，性病患者数量剧增，已达到战后顶峰。
健康教育委员会主席伯克夫人利用这个统计数据，并以我的案子为例，试图在上议院修订《1889年有伤风化广告法案》。
“阻止此类严重疾病的传播，是负责任的做法，但居然有人利用过时的法律，限制这样的努力，这实在是荒谬。”
她说。
到第二次开庭时，许多报纸都宣布，警察对我的起诉是多么愚蠢。
人们发起大规模的运动，以改变这部法律。
根据这部法律严格的字面意思，地方法官很不情愿地宣布我有罪。
但他也明确指出，他认为这部法律非常荒谬，因此只对我处以7英镑的罚款。
警察曾以两年的监禁威胁我，与之相比，这个判决太轻了。
在法庭外面，摩尔蒂莫向媒体发表声明，呼吁修订这部法律，否则我们将别无选择，只好起诉政府在公共厕所的门上提到“性病”
一词。
报纸全都合力支持我们。
到下一次议院开会时，政府法规便融入了伯克夫人对该法案的修订。
内政大臣雷金纳德·莫德林写了一封私人信件给我，就这次“皇家诉讼”
向我道歉。
这场官司让我知道，尽管我很年轻，穿的是牛仔裤，而且没什么金钱后盾，但我无须害怕警察或当局的恐吓。
如果我有一位优秀的律师，那就更不用害怕了。
我环视四周，看着正在工作的每一个人，他们全都故意把头埋在书桌上。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参与这个计划。
我把备忘录放进口袋。
当尼克回来时，我站起身来。
“尼克，”
我说，“你能出来跟我聊聊吗？很快就好。”
我决定虚张声势，以此度过这场危机。
如果尼克的煽动已经获得其他10人的支持，那我就很难阻止他们了。
但是，如果他们还没打定主意，我就能在尼克和其他人之间制造分裂，把尼克排挤出去。
我只得将我们的友谊搁置一旁，先摆脱这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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