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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来只需要一点零钱，却从你这里得到一身长满寄生虫的衣服。”
《学子》的名气越来越大。
有一天，一家德国电视频道问我是否愿意跟激进分子塔里克·阿里以及德国学生领袖丹尼·科恩-本迪特一道，去伦敦大学学院做演讲。
主要内容是谈人权。
有一大群人欢迎这两位煽动叛乱的革命者。
当丹尼·科恩-本迪特发言时，我站在一边倾听，他精彩的演讲充满了知性深度和满腔的**。
在他周围，人人都在欢呼，大声叫嚷着表示赞成。
然后，塔里克·阿里站起来，他的演讲同样热情洋溢。
人们跺着脚，扯着嗓门儿大喊大叫，仿佛他们就要登上巴士底狱了。
我开始觉得有点反胃。
在斯托中学求学期间，那里有个非常残酷的传统。
每个学生都必须学会一首长诗，并站在全校师生面前把它背诵出来。
哪怕你背错一点点，或者稍稍停了片刻，老师都会敲响一面锣。
然后，你就必须在一片嘘声和嘲笑声的陪伴下离开讲台：你被“锣”
下去了。
由于我有轻微的阅读障碍，我发现自己要记住什么都非常艰难，因此好几年都被无情地定期“锣”
下台来。
我望着丹尼·科恩-本迪特和塔里克·阿里，他们在做令人振奋的演讲，在人们的善意中冲浪，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电视摄像机。
这时，我的胃里产生了恶心的感觉，就跟我以前等着上台背丁尼生的诗歌时差不多——因为我知道，自己会在那一记响亮的锣声和嘈杂的嘘声中被轰下台去。
终于，塔里克·阿里结束了演讲。
人群**起来，人人都在欢呼，还有人把他举到肩上，漂亮姑娘怀着崇拜向他挥手，摄像机镜头也跟着他转动。
随后，有人朝我招手示意，该我演讲了。
我跳到讲台上，紧张地拿起麦克风。
以前我很少在公共场合说话，更不要说做演讲了。
我紧张得不得了，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
尽管我准备了演讲稿，可一千张充满期待的脸就像向日葵一样转向我，在他们审视的目光下，我的脑子完全是一片空白。
我嘴巴发干，喃喃说出几个词，勉强露出微笑，我感到越来越惊慌失措，明白自己根本没法继续演讲，真想找个地方藏起来。
我含含糊糊地咕哝着，说出最后几个词语，然后就在一阵咳嗽与一通呕吐之间，扔下麦克风，跳下讲台，重新回到人群中的安全地带消失了。
这是我这辈子最尴尬的时刻。
即使到现在，每当我接受采访或不得不做演讲时，都仍会感到同样的惴惴不安，也不得不克服同样的腼腆。
如果我对谈论的话题有所了解，或者对它充满热情，那我会说得相当流畅。
但是，如果有人让我对自己不太了解的事情发表看法，我就会变得局促不安——而且会露出马脚。
我永远无法像政治家那样随机应变，对答如流，这一点我已经逐渐接受。
我努力不去理会自己的结结巴巴，不去理会自己难以一下子做出完美回答的无能。
相反，我只是努力给出诚实的回答。
我希望人们会更信任反应迟缓、吞吞吐吐的回应，而不是脱口而出、口齿伶俐的回应。
在20世纪60年代末，越南战争和比夫拉战争是两个备受关注的重要问题。
若想让《学子》成为可靠的出版物，我们在这两个地方就必须拥有自己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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