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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尼负责编辑，我负责经营、出售广告位、与印刷商讨价还价。
可以说，我是因为一时疏忽才变成企业家的，不过，当时若有人向我提到“企业家”
这个词，我很可能还得问问乔尼这是什么意思。
我当然没把自己视为商人。
所谓商人，就是伦敦金融城的那些中年人，他们沉迷于赚钱，身穿细条纹西服，家住郊区，娶了老婆，平均拥有2.4个孩子。
当然，我也想通过《学子》赚钱——我们需要钱维持生存。
但我们主要把它视为富于创意的事业，而非赚钱的生意。
后来我才渐渐明白过来，生意本身也能成为富于创意的事业。
你出版一份杂志，就是努力创造出某种新颖的东西，创造出某种卓尔不群的东西，它能经久不衰，说不定还具有某种实际用途。
最重要的是，你希望创造出让你感到骄傲的东西。
这就是我的商业哲学，一直如此。
说实话，我还从没有涉足于某个行业纯粹是为了赚钱。
如果赚钱是你唯一的动机，那么我想你不那么做可能反而会更富有。
一桩生意必须涉及广泛，必须有趣，必须能激发你的创造本能。
管理《学子》当然很有趣。
高保真音响播放着鲍勃·迪伦、披头士乐队或滚石乐队刺耳的音乐，震动着地下室的墙壁，我们每天的工作就在这音乐中展开。
乔尼和我出去卖杂志时，如果我们以2先令6便士的价格卖出一本，那我们就会买两个汉堡包庆祝一番，每个1先令3便士。
待在地下室里，我会不时透过肮脏的窗户向外张望，看到外面天气很好，我就会关掉音乐，跟大家说我们必须出去散步。
我们一路闲逛，穿过海德公园，最后有人跳进蛇河，于是我们全都下去游泳。
托尼·梅勒是杂志的主要助理编辑之一。
我们都对他充满敬意，因为他当过工会官员。
托尼比我们其余的人都年长很多，一说起社会主义就滔滔不绝。
当杂志刊登一些更政治化的公告时，大家都为使用确切的词语而争论不休，这时我开始意识到一个涉及面更广的问题：生存的策略。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杂志的局外人。
其他人都在讨论“迷幻药权威”
蒂莫西·利里、平克·弗洛伊[7]，以及近来学生政治的错综复杂，而我却在为支付印刷费和电话费发愁。
我要打电话给当时的名人，不遗余力地游说他们仅仅出于对《学子》的喜爱而为它撰稿，而且还会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打电话给一些著名的企业，如英国礼兰汽车公司或劳埃德银行这样的企业，设法说服他们购买广告位。
没有他们的钱，《学子》将会破产。
这些职责让我很快成长起来。
简直可以说我是少年老成。
晚上，别人都优哉游哉地坐着喝酒，根本不在乎第二天睡个懒觉起来还醉意未消，而我这时却总能意识到，自己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我父母和林迪也来帮我们卖杂志。
妈妈会带一捆杂志到海德公园的演说角，把它塞进那些游客、行人的手中。
林迪和我则在牛津大街上来回走动，向人们推销《学子》。
有一次，我和林迪正在一起卖杂志，一个流浪汉跑过来要钱。
我们没钱——钱也正是我们要找的东西——但是，我的理想主义突然戏剧性地发作了，于是我剥下身上的大部分衣服送给他。
然后我就身披毯子，走来走去，度过了那一天剩余的时间。
“可怜的老乞丐！”
爸爸听了这个故事后，一边痴痴发笑，一边说道，“那让他学到一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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