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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从《学子》的各种计划向维珍过渡，在此过程中，学生咨询中心更名，成为一家新的慈善机构“救命！”
（HELP！
）。
它至今仍在运作，在维珍联盟旗下开展着一系列非常广泛的慈善活动。
我对唱片业一窍不通，但从唱片店的情况来看，我认为它是个非常随意的行业，没有什么严格的规则。
它有无限的发展潜能。
一支新乐队会突然席卷全国，获得巨大的成功，例如“海湾摇滚客”
“文化俱乐部”
“辣妹”
和“霸子”
等乐队组合都是这样。
音乐行业是实物资产与无形资产构成的奇怪混合体，流行音乐组合本身就是品牌，在某个特定阶段，实际上单凭他们的名字就能保证唱片成为大热门。
但这也是一个贫富分化严重的行业，少数成功的乐队富得流油，而大多数乐队没有名气，穷困潦倒。
摇滚乐行业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资本主义最残酷无情的一面。
作为唱片零售商，只要有顾客追捧的乐队唱片，维珍就可免受单支乐队成败的影响。
但我们也仅限于靠微薄的零售利润勉强糊口。
我看得出来，在唱片业，真正具有赚钱潜力的只有唱片公司。
尼克和我暂时潜心于塑造店铺形象。
我们继续尝试各式各样的想法，竭尽全力让顾客感到满意。
我们向他们提供头戴式耳机、沙发和懒人沙发，让他们能免费阅读《新音乐快讯》和《旋律制造者》，还提供免费咖啡。
我们允许他们在这里想待多久就待多久，让他们感觉舒适自在。
我们的口碑开始四处传播，很快人们就开始选择我们而非大型连锁店作为购买唱片的地方。
他们似乎认为，瘦李奇乐队或鲍勃·迪伦的同一张专辑，从维珍买的比从博姿公司[3]买的更有价值。
每次在牛津大街上看到有人提着维珍的纸袋，我都引以为豪。
我们的员工开始报告说，同样的顾客每两周就会来这里一次。
就这样，以忠诚顾客为基础，维珍的名气越来越大了。
音乐界的一端是唱片销售，相反地，另一端则是录音棚。
我听说录音棚的环境极度拘谨刻板。
乐队必须按照预约的时间进去，自带所有设备并负责装配，然后又按照预定的时间表，带上自己的所有设备离开。
录音棚全都严重超额预订，以至于乐队经常被迫在早餐后立即录音。
一想到滚石乐队刚刚咽下几碗玉米片，就必须立即投入唱片《红糖》的录音，我就觉得荒唐可笑。
在我的想象中，一所舒适的乡村大宅院才是制作唱片的最佳环境，乐队可以随心所欲地一待就是几周，在自己喜欢的任何时间——甚至晚上——录音。
因此，到1971年，我就开始到乡下寻找一处可改建成录音棚的宅院。
我在一本《乡村生活》杂志中，看到威尔士正在出售一座美如童话的城堡，售价仅2000英镑。
这似乎是个便宜买卖。
我跟汤姆·纽曼一起驾车去看房。
汤姆是维珍邮购公司的早期成员之一，本来是歌手，已经发行了几张唱片，但他对兴建录音棚更感兴趣。
我们到了那里才发现，推销广告莫名其妙地忘记了一个细节，这座城堡其实位于一个居民区中间。
汤姆和我疲惫不堪，又很失望，便掉转车头，踏上5个小时的漫长车程，返回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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