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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道夫被排除在工作之外，他变得越来越难应付了。
最后，我的律师建议我换掉售票处的锁，不让他进去。
随着预定在6月举行的首航仪式一天天临近，伦道夫和我的冲突一触即发。
我们居然在最后几天安排好了一切，我至今仍感到不可思议。
空服人员刚刚培训好，就来到伍德斯托克大街的办公室，负责接电话。
我们的电话差点被打爆了。
与波音公司的飞机租赁终于谈妥，其中包括各种烦琐全面的法律条款，简直就是一个庞大的迷宫。
不过，他们基本上同意了我们在一年后归还飞机，并且至少把我们现在付出的原始成本退回。
如果到时候飞机升值，就按上涨后的价格退给我们。
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我想波音公司一定对我们的坚韧感到吃惊。
谈判结束后，他们的谈判者承认：“卖一个巨型飞机群给一家美国航空公司，也比卖一架给维珍容易。”
之前参与过的音乐录音合同谈判对我大有帮助。
我们还签订了一份货币协议作为租赁合同的附带协议，如果英镑兑美元的汇率下跌，我们就可借此保护自己的利益（我们的外汇敞口是美元）。
有一次，我带“乔治男孩”
来到伍德斯托克大街的办公室，跟维珍大西洋公司的所有员工见面。
他穿着平日的那套怪异袍子，头发编成辫子，再扎上缎带，手套外戴着几枚巨大的钻戒。
每个人都在忙着接电话、出票、把我们的时间表告诉乘客、邀请名流和记者参加首航、为飞行杂志制作样本文档。
他站在那里望着这一团混乱，过了一会儿才说道：
“我很高兴自己双脚稳稳当当地踩在地上。”
1984年6月19日，离我们预定的首航日还有3天，我前往盖特威克机场，通过一次试飞，争取获得CAA的最后批准。
处女航行者号矗立在一个登机口旁边，我再次对它的庞大感到惊讶，也对它尾翼上巨大的维珍徽标感到惊奇，它非常大——是我见过的最大的维珍徽标。
我还记得20世纪70年代早期，西蒙和我请特雷弗·基提供新徽标设计方案的情形。
特雷弗没有成功，他后来求助于设计咨询机构凯特公司，简单地向平面设计师雷·凯特介绍了情况。
雷创造出一个签名风格的徽标概念，并提供了视觉设计，这个徽标可以诠释为我的个人风格，其中的字母“V”
构成一个含义丰富的钩。
有些营销专家分析过这个徽标，写文章论述了它从左到右的上升趋势。
当然，雷在考虑最初的构思时，可能已经想到这一点了。
看到尾翼上的徽标，我开始意识到我们开创了什么事业。
我们拥有巨型飞机，这即将变成事实。
为了这次飞行，全体空服人员都登上了飞机，100多名维珍员工也登上飞机，我和CAA官员一起坐在后面。
飞机头天才从西雅图飞抵伦敦，在我们获得正式的CAA许可证之前，引擎还没上保险。
我们起飞了，全体人员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声。
我不禁流下一滴热泪：我为每个人感到骄傲。
随后外面传来“砰”
的一声巨响，飞机歪向左侧，一个引擎里冒出一团巨大的火焰，然后喷出一股长长的黑烟。
人们吓坏了，顿时陷入可怕的沉默，这时那位CAA官员拍拍我的肩膀。
“别担心，理查德，”
他说，“发生这种事情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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