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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夏天，西蒙、特罗弗、肯、罗伯特和我都试图想出办法。
我实际上压根儿不想考虑出售唱片公司。
然而，随着有关维珍大西洋公司的谣言汇聚成汹涌巨浪，我意识到我们必须付出代价。
《理查德·布兰森的气球会爆炸吗？》，这是10月2日星期三那期《卫报》的头条，它用整个商业版讨论我的债务问题。
“在那个点石成金的男人身后，是一个债台高筑、利润低下的联合企业构成的图景。”
文章写道。
它的副标题是《旋律余音缭绕却无法满足投资需要》。
这篇文章让人感觉意外。
通常，当记者做人物专访时，即使是恶意攻击，也会联系我核对一些事实。
但《卫报》的这位记者从未联系我。
我开始阅读：“最近获得的维珍各公司账目展现出一幅令人警醒的景象，现金流量不稳定，无法满足公司的投资要求。”
我怀着一种可怕的感觉把它浏览了一遍，这篇文章会引发一大堆类似的报道。
如果它的目标是让财经记者知道维珍陷入了这样的困境，那么银行家们会拿走他们的钱，直接放回金库。
“因此，维珍仍然风险很高，”
文章总结说，“跟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相比，它仍显得渺小。
它的主要业务都属于高度易变的行业。
回购股份带来的遗留问题，以及这个商业帝国吹气球似的飞速扩张，都带来了棘手的高负债率。
布兰森的气球似乎正顺着一条危险的道路，飞向最高的同温层。
这是一次刺激的旅行，充斥着装模作样的炫耀。
但布兰森先生的气球之旅是不幸的典范，任何行业都不可效仿。”
这篇文章击中了我们的软肋。
整个报道都根据潜在的最坏情况来分析。
对整个世界来说，或者至少对《卫报》的读者来说，我似乎处于类似于澳洲巨富艾伦·邦德[2]的困境中——理查德·布兰森正在飞快下沉。
别的记者开始打来电话，询问我的反应，我按照威尔和我起草的方案回答。
我们试图强调，这些数字实际上很不准确，这篇文章忽视了维珍唱片公司的无形价值，也无视维珍大西洋公司那些飞机的价值。
我预定当天飞往日本，由于航班在下午5点起飞，因此我没多少时间回应《卫报》的报道。
我给报纸编辑潦草地写了封信，试图对那篇文章一笑置之：
在贵报刊登的文章《理查德·布兰森的气球会爆炸吗？》一文中，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
如果贵报记者撰稿之前跟我联系，这些本来都可避免。
再过几分钟，我就要飞往日本了（在这封信的背景下，我却即将成为一名经济学博士，这真是有趣），没时间在一个长长的单子中，向贵报的读者一一列出它们。
不过，且让我向您指出一个不准确之处：作为上市公司，我们的利润并未“突然下降”
，而是增加了一倍！
我进一步指出，在还清全部债务之后，我所有公司的净资产大约有10亿英镑。
威尔过来与我讨论这封信。
“应该不仅仅是写封信就算了，”
威尔说，“他们用整整一版的文章攻击你。
我想做的是让他们给你整整一版的篇幅，让你为自己辩护。”
“他们决不会那么做的。”
“也说不准，这会导致轰动，那对《卫报》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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