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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很容易受到忽视，因为面对海量的数字，你很容易产生信息疲劳。
我向曼德拉介绍布拉德说：“布拉德·皮特演过电影。”
曼德拉转向布拉德，眯着眼说：“哦，你都演过什么类型的电影呢？”
这是我们会面中比较轻松的一刻。
接着，当布拉德站在身穿46664T恤的纳尔逊·曼德拉身边拍照时，有人低声说道：这位前总统多么幸运啊，因为有这么多年轻女士都巴不得在曼德拉所在的地方坐一坐。
布拉德故意误解他的话，咧嘴笑着回答说：“很多小伙子也是！”
那天晚些时候，我们带布拉德去见塔迪·布莱彻——他单枪匹马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创建了非洲的第一所免费大学：社区与个人发展联合会（CIDA）。
塔迪完全是白手起家，但他相信，如果自己能找到一所空房子，如果能让学生自己管理学校，自己做饭、打扫卫生和处理行政工作，他就能把办学成本控制到很低的水平；如果能让商界派一些高级职员过来讲课，那他基本上无须投入成本，就可为学生提供合格的商学学位。
大多数非洲人没有机会接受这样的教育，因为他们大都来自非常贫穷的农村或城镇。
这些来自城乡社区的穷孩子从没有机会获得基本的教育，而现在，每年有1600名学生通过CIDA接受学位标准的教育，而全部课程的费用——包括书本和住宿——还不到300美元。
我很欣赏塔迪做的事情，我们很快跟CIDA、热爱生活和生命学院以及3家小型社会企业机构合作，创建了一个名叫“女性在行动”
的研究生项目。
这会帮助年轻女性获得同等的教育和指导。
一旦她们完成教育，就回到自己所在的社区，找30名年轻人，指导和教育他们。
由此我们便开始在南非各地组织起一群受过教育的人。
这个项目的部分基本原理就是，他们将传播健康教育的严肃信息，这正是非洲迫切需要的东西。
在这次慈善之旅中，有许多事情互相碰撞、聚集起来，让我希望更加努力地改变社会，但拜访医院和人满为患的孤儿院是对我触动最大的经历。
之后，我就决定在社会和环境问题上投入更多时间——大约50%。
我感到，自从我发现乌卢萨巴以来的5年中，我经过一段漫长的个人旅程，才来到非洲。
我的非洲之旅是我的众多旅行和众多人生经历之一。
死亡一直都是这片壮丽景色中的一部分，尽管有很多动物在丛林中互相追踪、杀戮，但这么多非洲人死于可预防的疾病却毫无理由。
有时会不期然地找到一些帮助他人的机会。
有一天，我搭乘维珍大西洋的航班从非洲回国，就跟往常一样，我四处溜达，跟乘客们聊天。
坐在经济舱里的一位女士冲着我微笑，邀请我在她旁边坐一会儿。
她告诉我，她名叫玛丽安娜·哈斯尔格雷夫，是英国医疗基金会的主管。
没想到我居然会跟她讨论瘘管问题，这让我有点尴尬。
她跟我说起瘘管——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词。
她告诉我，当年纪很小的女孩——往往只有十二三岁——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生孩子（这是尼日利亚和索马里等国一些地区的习俗）时，就会出现瘘管。
子宫壁撕裂形成的瘘管会导致小便失禁，随后，这些年轻姑娘就会遭到丈夫的抛弃，家人也对她们唯恐避之不及。
多亏了良好的产科护理，美国自从1890年后就再未出现一例瘘管，但在非洲，这仍是一个普遍问题。
玛丽安娜终生都致力于帮助这些女孩，我知道自己也必须做点事情，于是就让负责管理维珍联合基金会的琼·奥尔汪调查这件事情。
琼来到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EPA），看我们能否帮上忙。
恰好就在这时，我们的一个好朋友娜塔莉·安博利亚[3]找到我，说她想做点事情帮助年轻女孩。
我邀请她跟琼一起来吃午餐，娜塔莉同意支持一项倡议修复瘘管的活动，因为再没有跟她地位相当的人支持这件事情。
我们立马把她带到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利亚，让她亲眼看看这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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