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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克卢汉的理论的启发下，鲍德里亚将现代性解释成一个商品化、机械化、技术和市场关系的“外爆”
过程，而与之相对的后现代社会则是一个发生“内爆”
的场所，内爆的是所有的界限、区域、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间的区分、表象与现实的区分以及所有关系传统哲学和社会理论所维系的二元运作的东西。
大众已经成为媒介技术形式的内容。
史麦塞曾提出“观看即是做工”
的观点。
他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出发，分析和揭示传媒的所有制结构及其与权力集团的利益关系：受众实际上是在为广告商做工，受众利用闲暇时间收看电视或阅读报纸，这项“劳动”
随后被传媒包装成一种新的“商品”
出售给广告商；同样是这些受众，他们还得再花额外的钱购买传媒所广告的商品，再次为传媒埋单。
整个商业传媒体系都是依靠对受众处心积虑的盘剥，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而存活的。
这个别具创意的理论，颇有说服力地阐释了大众传媒的受众现象。
由此，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大众传媒需要受众，甚于受众需要传媒。
丹尼尔·杰·切特罗姆在《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一书中说，“媒介”
这个词所产生的多种含义，表现出一种潜藏在全部现代传播方式历史中的矛盾因素在语言学上的遗留物。
“因为每一种传播媒介都是制度发展、公众反应和文化内容的渊源，而制度发展、公众反应和文化内容应当被理解为辨证的张力的产物，即对立的力量和趋势在时间的进程中冲突和演化，它们不断地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
这些矛盾一方面是由新的传播技术提供的进步或是乌托邦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这技术被用作统治和剥削手段的性质，广义地说，矛盾是由这两方面之间的张力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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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新媒介，从电报到电话，到广播电视，到卫星与互联网，总是伴随着对其即将发展的乌托邦未来的猜测登上世界舞台的；另一方面，当我们更切近地观察媒介的特殊问题时，媒介历史向我们提供了一种更准确的描述，它使我们将视线从新技术的可能性前景转向社会责任和权力的现实。
二、他人导向：重新部落化
在对媒介文化的研究中，马克·波斯特提出了“信息方式”
这一概念。
“信息方式”
这一术语借用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
理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赋予了生产方式以两方面的含义：第一，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它按照生产方式的变化对过去进行区分和分期（区别不同的生产手段与生产关系的组合）；第二，作为对资本主义时期的隐喻，它强调经济活动，把它看做如阿尔都塞所说的“终极的决定因素”
。
波斯特的“信息方式”
也同样暗示，历史可能按符号交换情形中的结构变化被区分为不同时期，而且当今文化也使“信息”
具有了某种重要的拜物教意义。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认定媒介是文明的精髓，历史是由各个时代占优势地位的媒介引导前进的。
文明的兴衰与变化，基本上都可以被理解为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的功能。
所有的文明都是靠对空间组成和时间跨度的控制而存在的，因此可以在有关的空间领域和时间持续方面对它们进行评价。
这也是哈罗德·英尼斯所谓的传播的“偏向”
，这种偏向决定了媒介在时间或空间中传播知识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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