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茗余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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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刚从南京来到北京的时候，是1949年的秋天。
北京的秋天有点凉，凉也挡不住外乡人对它的兴趣，因为这是一座浓缩着历史的城市，街道、胡同、店铺、人家，都像一本厚厚的古籍，耐人仔细寻味。
那一份怎么也拂拭不去的陈旧感、古老感，使人觉得苍凉，更觉得沉重。
也许那时的北京没有如今人多，走在小巷子里，除了鸽哨，除了飘落的树叶，除了你的脚步声的回响，连个人影也见不着的，好像时间的钟摆，已经凝滞在那里似的。
北京就是这样的吗？我在纳闷。
有一天，走在东单牌楼那条街上，一家茶叶店的楼上，忽听一班洋鼓洋号的管乐队，吹吹打打做广告，使我吃惊得站住了。
茶，和萨克管，和架子鼓，应该是很不搭界的。
然而，这份浅薄的喧噪，令我对沧桑的古城，有了不同的认知。
在我记忆中，上海的茶庄，虽在十里洋场，置身闹市，但惟恐其不古色古香，尽量斯文礼貌，端庄儒雅，尽量商人气少，书卷气浓。
而古城的茶叶庄，却如此摩登、趋时、市俗化，实在有些不解。
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北京人的茶趣。
后来，才渐渐明白，老北京人对于饮茶之道，和茶叶主产地的南方人，那舌尖味蕾的微妙感觉，有着难以调和的差别。
“大碗茶”
出于北京，就凭这三个字，便大致概括了京城百姓的茶品位。
这一年的冬天，我参加京郊的土地改革运动，就在海淀蓝靛厂一带，第一次喝到了地道的北京花茶。
那时，蓝靛厂是真正意义的郊区，进得偏远一点的村庄，往往见土墙上，用石灰水画的大圆圈。
初不明何意，后经老乡解释，方知那是吓唬狼的。
因为狼性多疑，一见白圈，不知深浅，便多掉头而去。
如今，若将当时土改工作组有人受到狼的狙击事，讲给那一带的人听，一定以为是天方夜谭。
所以，分到各村去的工作人员，一路灌足了夹带着沙尘的西北风，再加之对狼的提心吊胆，到了老乡家，坐在热炕上，喝一盏香得扑鼻的花茶，是多么滋润安逸的享受了。
蓝靛厂周围村庄，多为旗人聚居地。
他们大多不从事农业劳动，因而不能分田分地，但有关政策还是要向他们宣传的。
旗人由盛而衰，虽衰，可还保留着一点盛时余韵。
譬如礼数周到，譬如待客殷勤，客至必沏茶，必敬烟，古风依然。
水壶就坐在屋当央的火炉上，整日嘶嘶作响，阳光透过略有水蒸气的窗户，有一种朦胧温馨的感觉。
我第一次喝到北京的花茶，就是一位穿着长大棉袍（即使当时也不多见）的旗人老太太亲手沏的。
递在我的手里，眼为之一亮，杯子里还浮着一朵鲜茉莉花，那在数九寒天里，可真是稀罕物。
以前在上海家中，只知绿茶和红茶，也仅识得绿茶的炒青、瓜片、毛尖和红茶的祁门、英德、宁红种种，不知花茶为何物。
40年代在南京读书时，随着当地同学去泡茶馆，南京人讲究“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
：泡茶、泡澡，视为人生两大乐事。
这才听跑堂问，“先生阿要香片？”
香片者，即花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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