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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的时代,而曹雪芹的《红楼梦》,必然是要在“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的已衰未败的时代,才能写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
说到底,文学的旺盛或衰微,母体决定一切,这块土地的时代背景,这个民族的人文传统,像基因中的染色体,决定着文学的命运。
从晚明才子凌濛初(1580—1644)的《拍案惊奇》一书来看,其中四分之一的篇幅,是以城市生活,特别以商人生活为描写主体,颇足以说明嘉靖、万历以来的社会变化。
由于城市的发展,由于人口的集中,由于商业活动的活跃,由于声色犬马的消费,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繁荣景象。
农耕社会的主角,是农民,而城市生活的主角,则为市民。
市民的文化需求,要大于农民,因此,一、市民要求在文学画廊里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二、市民要求作家们写出适销对路的文学作品,于是,文化,也就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市场。
市场催生《金瓶梅》,市场也对文人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这也是我们读到的当代小说中,为什么有那么多活塞动作式的性描写,很大程度上属于商业操作,而非文学行为,一句话,是钱在作怪。
因此,市场对于文学的影响力,对于文人的左右程度,不亚于政治,甚至强于政治。
读《金瓶梅》,我们看到,有了市井,便有勾栏,有了市场经济,也就有了西门庆、应伯爵、潘金莲、李瓶儿这样的新兴阶层。
可以想像,灯红酒绿,茶楼饭馆,靓男美女,歌场舞榭,声色犬马,三瓦两舍,丝竹管弦,歌舞升平,所带动的侈糜**佚的消费风气,是怎样打破那一成不变的竹篱茅舍、鸡鸣犬吠、躬耕畦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是怎样冲击着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
正是这种深刻的社会变化,本来持异端观念的文人墨客,那疏离正统、游移主流、轻视科名、追逐自由的趋向,也必然愈来愈甚。
唐寅在《言志》诗中自况,“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便是不再买账于官方,不再受制于名教的宣言。
拜拜再见伲啦,耐要到华学士府勾引那小妮子去也!
这位唐才子弃绝科举,告别官场,索性才子到底,在苏州阊门外桃花庵,盖了个小别墅,当自在神仙。
那些持正统意识的人士,对这种礼崩乐坏的现象,颇不以为然的,譬如清人赵翼,虽然他自己也并不是不浪漫,但他回顾前朝这段历史,对才子们的傲诞之习,是不甚满意的。
他描写道:
“桑悦为训导,学使者召之,吏屡促,悦怒曰:‘天下乃有无耳者’,期以三日,始见,仅长揖而已”
;
“王廷陈知裕州,有分巡过其地,稍凌挫之。
廷陈怒即散遣吏卒,禁不得祗应。
分巡者窘而去,于是监司相戒,勿入裕州”
;
“康德涵六十生日,召名妓百人为百年会,各书小令付之,使送诸王府,皆厚获”
;
“谢榛为赵穆王所礼,王命贾姬独奏琵琶,歌其所作竹枝词。
歌罢,即饰姬送于榛。
大河南北,无不称谢榛先生者。”
最后他感慨道:“此等恃才傲物,跅驰不羁,宜足于取祸,乃声光所及,到处逢迎。
不特达官贵人,倾接恐后,即诸王亦以得交为幸,若惟恐失之。
可见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故文人学士,得以跌**于词场酒海间,亦一时之盛事也。”
古代文人,基本可分三类,一类是完全从属于官方的,姑称之曰“住校生”
;一类是身在山林思廊庙,人在廊庙想山林,于两者之间徘徊踯躅、游移不定的,姑称之曰“走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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