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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比贰臣更遭人唾弃，更让人痛恨。
因为贰臣只是叩了上一朝皇帝的头后，转过脸来又向下一朝皇帝山呼万岁而已，虽然这种迅速的转变很不要脸，起劲地向新主子献媚，令人恶心，但在罪恶的层次上，比起当东洋或西洋的哈巴狗之流，或许要差池一些。
因为，贰臣过了几朝几代以后，丑恶的色彩相对淡化，而中国人对认贼作父的汉奸，是永远也无法宽恕的。
这也是以往抗日题材影片中的维持会、新民会、皇协军、翻译官这类俗称“二鬼子”
的角色，为什么无一不被刻画到坏得流油，无一不让人恨得牙痒的缘故。
有时候替编、导、演想，难道不怕落入脸谱化、程式化的窠臼？后来，悟通了，对于中国人来讲，像汉奸这样的话题，是做不得翻案文章的。
涉及到民族感情、国家尊严，人心所向、全民认知的原则问题，则尤其不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逆大多数中国人的意志。
80年代初，有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试图突破，想出出抗战题材之新，写出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来，讲述一个被日本鬼子强奸了的中国农村妇女生出来的孩子的故事。
剧本的最初标题，颇为直露，就叫《孽种》，冲这两个字，大概也就想像出会有些什么情节了。
这是一个令人从生理到心理都感到很不舒服的题材，听说，后来改了，如何改，改得怎样，也就不知下文了。
显然，此公这部电影文学的构思，是受到西方时尚流行的影响或者**。
当时，重新思考战争和战争中的人性，成为文学和影片正当令的题材。
于是，洋作家、洋导演，出了这样一个畅销的名堂以后，可怜的扁脸黄皮的中国作家、中国导演，也就跟着“克隆”
。
反正咱们中国地大人多，要什么故事，有什么故事，要什么人物，有什么人物，准还能学得像模像样。
这类作品，说得好听些，叫借鉴，说得不好听些，叫模仿，是那些缺乏想像力和创造力，更缺乏自信心的文学家、艺术家偷工省力之举。
但是，老兄啊！
被外国人牵着鼻子走的时候，千万不能忘记你身体里流着的是中国人的血脉，总不能数典忘祖。
这祖，就是血管里数千年文化传统熏陶下的价值观。
外国人或许能够容忍这个“孽种”
，中国人、至少那些尚未完全西化的中国人，对这个“孽种”
，会感到堵得慌。
中国人不但对于外国，甚至对于外族，乃至于对于同一族群的不同阵营、不同集团、不同派别，也会泾渭分明、党同伐异、势不两立、不共戴天的。
我们都读过《三国演义》，关云长土山失利，讲好了条件，降了曹操，虽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也未能打动他。
最后，“身在曹营心在汉”
的他，还是过五关、斩六将跑了出来。
即便如此，他的义弟张翼德还要斩了他呢！
有出戏，叫《古城会》，就写的这段故事。
无论如何，投降，是事实，大节亏了，一失足成千古恨，关云长一下子找不到感觉，那西皮流水也真是唱出了他那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呢！
只此一点，便了解“汉贼不两立”
的精神传统，在这块土地上，是何等的历史悠久，又是何等的根深蒂固。
中国人，其实很讲中庸哲学，独独在大节上，非常之绝对，绝对到了不间毫发的地步。
这种断然不能容忍背叛变卖行为的绝对精神，确实是属于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态。
这是和几千年来在中国土地上发生过太多的灾难、人民受到太多的痛苦有关：改朝换代的血风腥雨，异族入侵的战乱流离，外国侵略的屠杀毁灭，每当老百姓成为俎上肉任由宰割的时候，总有这种食同胞肉的引狼入室者，喝同胞血的为虎作伥者，雪上加霜、火上加油地使苦难加番。
我记得《孽种》剧本问世后，当时，从上至下都在感情上不能接受。
这类题材的影片在外国，也许可以拍，但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死了两千万人的中国，大概是很难可以的。
所以，想把周作人树为新圣人，或者说他是个好汉奸，会被人看做是丧心病狂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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