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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把鲁迅打倒一千年，一千年后，周作人仍是汉奸，而鲁迅仍然是民族精神的火光。
如果有人修《民国史》，周作人未必能进得了《贰臣传》，因为贰臣只是效忠了上一朝以后，改换门庭又为下一朝卖力。
若真有这部第二十六史的话，周作人应该是与溥仪、王揖唐、汪精卫、周佛海等卖国贼一起，在《汉奸卷》中就位的。
翻案，是历史上常有的事，暴君秦始皇不是翻了么？奸臣曹操不是翻了么？但汉奸、贰臣、佞幸、叛逆，是不容改写，也无法改写的。
只是可以把这一页搁置起来，但做手脚想把这一页扯掉，大概很难。
记得大清王朝鼎革之际，不得不对前朝降过来的武将洪承畴、文臣钱谦益之辈，优礼有加，尊让三分，待以上宾，共襄国是。
那时，入关后立足未稳的多尔衮，把洪某视作股肱，委以心腹；孤军深入江南的多尔衮之弟多铎，对钱某所以客客气气、温文尔雅，都出于一种政策需要。
抬举这些有影响的人物，笼络人心，对巩固新王朝的统治，是有好处的。
一般人不会这样考虑，当时，确实有人哪壶不开提哪壶地跑去问洪承畴：“将军啊，崇祯已经当你为殉国英雄，举朝公祭过了，你怎么还活着为新朝效力呀？”
当他被清政府封为亲王、回家光宗耀祖之际，想不到他老娘一顿拐杖劈头劈脑打来，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太太，掷地有声地说：“我们家只有明朝的总兵，没有清朝的将军！”
这种节义观，也许对拥护周作人的信徒来说，一无可取之处。
但正是这种人格上终始如一的要求，是中华文化传统维系数千年赖以不坠的精神基础。
百年过后，大清王朝政权稳固，江山坐定，于是，历史又回复其本来的真实面目。
一是弘历整顿风气的政治措施，认为应该提倡人民对当朝的忠诚不贰，不能鼓励臣下朝秦暮楚的变节行为；二是中国文化中这种“汉贼不两立”
的绝对精神，所表现出来的视贰臣、汉奸、卖国贼为大恶的水火难容的心理。
于是，乾隆推翻了他先人赐予这些降臣的谥号、袭封、恤典，并对国史馆编撰们发出指示，洪承畴只配放在《贰臣传》中，而钱谦益，在弘历眼中要更不值钱些，说此人在《贰臣传》中还得次一级，只能放在乙编。
这或许就是对于中国文人特别苛求的不幸命运。
其实，清政权建立之初，不知用了多少明代的降官降将，但当时的人和后世的人，却总是盯住这期间的几个文人不放，这确实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洁癖在起作用。
一方面，“江左三大家”
的钱谦益、吴梅村、龚鼎孳，称得上是风流倜傥的文学“明星”
、聚光焦点；不愧为显赫一时的文坛的领袖，众望所归。
于是，人们的期望值，就水涨船高，有理由要求他们做出高风亮节的举止。
一方面，白头少年钱侍郎，陪骑白马，作戎装的美人柳如是，招摇过市；生性狂纵的龚少卿，掷金一千五百两，娶得名妓顾顺波，金屋藏娇；风流蕴藉的吴太史，一曲陈圆圆，传遍了大江南北，洛阳纸贵……风头出足，风光无限，人们艳羡之余，难免产生“木秀于林”
的危机。
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既成“明星”
，就免不了有“明星崇拜”
，这是古今同样的道理。
有“明星崇拜”
，就有“追星族”
。
可以想像，这些被崇拜的明星，忽而成为被唾弃的贰臣贼子，如此严重的失落，能不令追星族生出特别的憎恨吗？这恐怕是三位江东名士，成为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的众矢之的的根本原因。
为周作人鼓吹不遗余力者，要懂得这点群众心理，也许就不会枉费心机去涂脂抹粉了。
钱谦益受到指责最多，乾隆就带头看不起他，专门写过一首诗，把他奚落一个够。
“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
普通人对钱谦益的失节，在他生前就当面加以讥讪。
“牧翁游虎丘，衣一小领大袖之服，士前揖问此何式。
牧翁对曰：‘小领者，遵时王之制；大袖乃不忘先朝耳。
’士谬为改容曰：‘公真可为两朝领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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