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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佚名《绛云楼俊遇》）
吴梅村略好一点，他还有一点清醒的自省意识，但最后终于剃去明代的头发，留起清朝的辫子，北上为新政权效力时，也被人嘲讽过的。
“顺治间，吴梅村被召，三吴士大夫皆集虎丘会饯。
忽有少年投一函，启之，得绝句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
’举座为之默然。”
（清·刘献庭《广阳杂记》）
龚鼎孳的名声本来不佳，是个来回折饼，顷刻之间三易其主的走马灯式的人物，更为人所不齿。
“李自成陷都城”
，还挺赏识这位大文人，给了一个“北城直指使”
的官给他做。
跟着，清军围城，他一看大势不好，连忙打开城门，投降多尔衮。
“授吏科给事中，迁太常寺少卿”
，又做清朝的官。
有一次，“大学士冯铨被劾，睿亲王集科道质讥。”
龚鼎孳来劲了，为了讨多尔衮的欢心，“斥铨阉党，为忠贤义儿。
铨曰：‘何如逆贼御史？’鼎孳以魏征归顺太宗自解。”
结果，偷鸡不着蚀把米，“王笑曰：‘惟无瑕者可以戮人，奈何以闯贼拟太宗！
’”
压根儿看他不起。
（《清史稿》）
文人末路，一至于此，也怪不得别人，纯系自找的了。
因为，与钱、吴、龚同时，或先后的像孙奇逢、陈洪绶、张岱、傅山、黄宗羲、朱舜水、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朱耷、李颙、吕留良等人，或坚决不仕，或归隐山林，或削发为僧，或反满抗清，也还是能够保持住人格上的完整。
正因如此，吴梅村活得并不开心，“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苟活”
，“脱屣妻拏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
，“浮生所欠只一死”
，从这些诗句中，不难听出他忏悔和自责的心声。
他“临殁顾言：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时一境不历艰苦”
的说法，也值得同情。
他要求死后“敛以僧装”
，不穿清朝的衣衫，石碑上要求刻“诗人吴梅村之墓”
，不署清朝官衔，也算是在表明自己的心迹吧？（《清史稿》）
钱谦益在北京的国史馆，当了半年编修，托病回到江南，还多方接触当时地下的抗清力量，希望有所作为，也许为了改写自己那一页不光彩的历史吧？龚鼎孳虽然不很振作，但在奖掖后进、提携新秀、发现俊才方面，倒是不遗余力的，这或许是他的一种聊胜于无的自我赎解吧？然而，即使这小而焉之的失节，无论怎样的弥补，也并不能逃脱历史的嘲笑，何况周作人乎？
鲁迅先生的《集外集拾遗补编〈莲蓬人〉》诗：“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
“风骨”
二字，真是值得为文的中国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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