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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小师和大师的不同之处了：小师形而下，重实，大师形而上，尚虚。
求实，则重眼前，为适应利害，必然会训练出许多小聪明、小机智；尚虚，则高空邈远，浮想联翩，有所思考，便有所颖悟，心灵的自由要高于物质的一切。
列宁说过，鹰有时会落到后院里来，但它属于天空，最终是要翱翔在崇山峻岭之上的蓝天白云里，那些在垃圾堆里觅食的鸡，无论它怎么飞，也飞不出后院的篱笆。
小师的目光，常常集中在饭碗之内，大师的视线，有时就会超越到饭碗之外。
小师生怕饭碗打翻，饿肚子，大师哪怕饿肚子，敢扔掉饭碗。
这就是为什么俞平伯敢于否定自己，敢于与从前的我决裂而毫不顾惜；时下的红学家除了穿旧鞋，走老路，陪着脂砚斋一条道走到黑，不可能有太大作为的原因所在。
我一直认为脂砚斋像鲁迅文章中提过的一位阔少，读《红楼梦》太深，陷入角色不能自拔，便到四马路的会乐里（清末民初，那是上海滩的红灯区），发出七八张堂会局票，然后，黄包车拉来一群花枝招展的姑娘，莺莺燕燕地围住了他，便派定自己是宝哥哥那样的自作多情，才生出那么多的感喟吧？有的红学家竟拾俞平伯的余唾，认为这位太滥情的脂评主角，非小说中人史湘云莫属。
如果真是这样，《红楼梦》岂不是曹雪芹和他太太开的夫妻店里的产品？
这类滑稽透顶的笑话，都是以今人行事的准则去度量古人的结果。
只有在市场经济、追求钞票的大背景下，才有可能出现妻子写出了名，先生也搭起了顺风车，儿子成了神童，老爹也跟着老王卖瓜的抓钱一族。
曹雪芹没落，但并不堕落，他可以赊酒，但绝不揩油。
古人也有小人，曹还不至于是，就冲他的一部原稿辗转借走传抄，弄得七零八落地这样轻信于朋友，可见他君子风大于小人气。
如果他有一位红袖添香夜著书的夫人，果然是那位心直口快的史湘云，为他当家作主，不但借阅困难，传抄就更无可能，那么，全书原璧留存后世，岂不使红学家无事可干，无文可写，等着下岗吗？
如果按红学家之见，脂砚斋是曹雪芹写《红楼梦》的高参，那岂不是有点像别林斯基主持《祖国纪事》时，他和他周围作家那样的关系了吗？即或真的如此，别林斯基不会坐着驿车，从彼得堡赶往乌克兰，到果戈理的家乡大索罗庆采村，不识相地介入其写作过程之中。
但今天的红学家，偏要把脂砚斋一伙，装进面包车，拉到香山脚下的黄叶村（其实那也是一个红学伪作），与曹雪芹一起写这部不朽之作。
我不知道红学家是有意识回避还是完全茫然这个属于常识性的问题，真正的文学作品，其创作过程是极其个性化、私密化的。
曹雪芹在写《红楼梦》的过程中，不可能有一个全天候包围着他的脂砚斋集团，按红学家的想象，曹写出一回，脂集团轮流传阅一过，予以点评，曹再进行改写，是一条流水作业线。
这想法的形成，实属不可思议，但细想想，红学家也非凭空而来，是根据生活经验，是有所本的。
时下电视连续剧的编剧方式，不就是这样工厂化生产的嘛！
我的一位年青文学朋友，被一个剧组从西安请来，住在丰台某机关招待所。
那五层楼全被剧组包了下来。
一楼是编故事的，二楼是写本子的，他在三楼，是写人物对话的，四楼还有一个车间，是将他的台词再改写成京片子那种油嘴滑舌的土话，因为那是一出写老北京的电视剧。
我开玩笑地问他，五楼可有畸笏叟在？他说，有人送稿件来，有人取稿件走。
上家是谁，下家是谁，都很懵懂，很有一点地下工作的劲头。
不过，有时候，已写好的某一集，又从一楼、二楼传上来，重新改过。
他说，也许五楼会有什么脂砚斋之类的权威，如导演，如老板，因为有时候能闻到雪茄和咖啡的香味，在那里终审，自然有资格“命芹溪删去”
，这样，楼下的他们就得返工。
听到这里，我为红学家心目中的曹雪芹一哭。
同时，我也想到，香山黄叶村那里，在曹雪芹与脂砚斋中间穿针引线者，跑来跑去，脚都跑肿了的，当为史湘云莫属了，幸好张爱玲考证出来，大观园里那些女孩子，执行满洲风俗，不缠足。
虽然这位最后孤独死在美国的女作家说“红楼梦是创作，不是自传性小说”
，但她并不特别反感“集体创作”
说，令我纳闷。
后来，我终于悟到，她在美国新闻处打工的时候，也曾经当过写作机器的。
胡适、俞平伯则不然，胡一号倡“自传说”
，认为小说的内容与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有某种联系，但从未断言字字有据，事事皆真，从未断言《红楼梦》即曹雪芹的家传，可当信史来看的。
而创史湘云为脂砚斋说的俞二号，也始终未敢大言不惭他这判断百分之百地准确。
这两位，固然是红学家，其实更是文学家（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红学家可以想当然，文学家则懂得作家的写作，与照相馆里按快门的师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
很难想象在黄叶村伏案疾书的曹雪芹，身边有脂砚斋这样一个小舰队的事实。
为什么当下的红学家会如此确信不疑呢？我认为，这不是红学家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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