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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常说的“汉唐气象”
，就是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应该具有的大气度、大手笔、大胸怀和大家风范，应该具有的对于外来事物那不卑不亢的自信，以及接纳和宽容。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辗转十数年之久，东汉班超，率三十六骑，打通丝绸之路。
诸多带“胡”
字的，如胡椒、胡琴、胡葱、胡卢、胡瓜、胡豆、胡桃、胡萝卜，乃至于菠菜、玉米、番茄、番石榴等等物品，都是他们引进中原，融入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强大的国家，绝不忌惮洋货，到了唐代，丝路大开，开放格局，更为可观。
李白有一首《少年行》的诗，其中“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句，可知彼时的都城里，还有西域女郎经营的酒吧呢！
唐代的长安，比现在的西安，要大若干倍，为世界级大都会。
中亚人、南亚人、波斯人、罗马人、一赐乐业（即以色列）人，还有渡海而来的日本“遣唐使”
，加在一起，要比现在北京城里的外国人多得多。
汉唐称外国人为“胡人”
，与近代称外国人为“洋人”
，是一回事。
从西域来，故曰“胡”
，从海上来，故称“洋”
，很长时期内，人们习惯把“洋货”
叫做“舶来品”
，道理就在这里。
在一个社会中，能够得风气之先，首先使用“舶来品”
者，通常是握有权势和拥有金钱的阶层，他们总是领导消费潮流的先行者。
然后，洋货来得多了，消费面才扩展到较富裕的中产阶级，再然后，洋货已不以为奇了，才能普及到老百姓的消费领域。
70年代，中国没有彩色胶卷，也没有冲印设备，美国作家维克特访华，在广州，江青会见了她，作了长时间谈话，据此写了后来问世的那部有关江的传记。
陪同的一位英语翻译告诉我，那时，江青用的是彩色胶卷，送到香港才能扩印，这种超前消费，“文革”
期间，全中国也许只有这位夫人才能办到了。
因此，在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不能消费，只有极少数人可以消费，是社会生产力低下的证明。
我们参观故宫的钟表馆，绝大多数为西洋产品，只有很小部分出自广东工匠之手，说明中国长期停滞不前的事实。
于是，拥有洋货，便成为一种特权，消费洋货，便表明非同一般的身份。
《红楼梦》中凤姐的上房里，那自鸣钟“咯当咯当响”
起来，把刘姥姥吓了一大跳，这位乡下人立刻感到自己卑微渺小，道理就在于此。
社会的商品越匮乏，消费的等级观念越加强。
“文革”
初兴，红卫兵起，人手一箍，横扫一切，但其佩戴袖箍的区分，高干子弟为毛呢料，中干子弟为丝质品，普通工农子弟为红布条，就是这种等级消费观的流毒了。
在清代，家中有洋货者，那可是不得了，是这家人具有政治地位、经济实力的标志。
以和珅为例，乾隆死后，嘉庆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抄他的家。
在籍没的物品中，竟有大自鸣钟十九座，小自鸣钟十九座，洋表一百余个。
他要这么多钟表干什么？一非修理工，二非收藏家，三更不是为了计时，说白了，以此来证明其炙手可热的权势罢了。
曹雪芹也不例外，他是大师，不错；可他更是一个具有喜怒哀乐、感情丰富的人。
尽管，他写到每桩事情、每件物品，都会让他陷入悔恨、嗟怨、痛苦和无边无涯的自我煎熬之中，然而，中国人灵魂中那种阿Q式的“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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