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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这篇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点，我认为这话是不能成立的。
就好像说这幅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这个曲子还可以，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这种话不能成立一样。
我认为，语言不好，这个小说肯定不好。
关于语言，我认为应该注意它的四种特性：内容性、文化性、暗示性、流动性。
语言的内容性
过去，我们一般说语言是表现的工具或者手段。
不止于此，我认为语言就是内容。
大概中国比较早提出这问题的是闻一多先生。
他在年轻时写过一篇关于《庄子》的文章，有一句话大致意思是：“他的文字不只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本身就是目的。”
我认为，语言和内容是同时依存的，不可剥离的，不能把作品的语言和它所要表现的内容撕开，就好像吃橘子，语言是个橘子皮，把皮剥了吃里边的瓤。
我认为语言和内容的关系不是橘子皮和橘子瓤的关系，它是密不可分的，是同时存在的。
马克思在论语言问题时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的现实”
。
我觉得马克思这话说得很好。
从思想到语言，当中没有一个间隔，没有说思想当中经过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形成语言，它不是这样，因此你要理解一个作家的思想，唯一的途径是语言。
你要能感受到他的语言，才能感受到他的思想。
我曾经有一句说到极致的话，“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
语言的文化性
语言本身是一个文化现象，任何语言的后面都有深浅不同的文化的积淀。
你看一篇小说，要测定一个作家文化素养的高低，首先是看他的语言怎么样，他在语言上是不是让人感觉到有比较丰富的文化积淀。
有些青年作家不大愿读中国的古典作品，我说句不大恭敬的话，他的作品为什么语言不好，就是他作品后面文化积淀太少，几乎就是普通的大白话。
作家不读书是不行的。
语言文化的来源，一个是中国的古典作品，还有一个是民间文化，民歌、民间故事，特别是民歌。
因为我编了几年民间文学，我大概读了上万首民歌，我很佩服，我觉得中国民间文学真是一个宝库。
我在兰州时遇到一位诗人，这个诗人觉得“花儿”
（甘肃、宁夏一带的民歌）的比喻那么多，那么好，特别是花儿的押韵，押得非常巧，非常妙，他对此产生怀疑：这是不是农民的创作？他觉得可能是诗人的创作流传到民间了，后来他改变了看法。
有一次，他同婆媳二人乘一条船去参加“花儿会”
，这婆媳二人一路上谈话，没有讲一句散文，全是押韵的。
到了花儿会娘娘庙，媳妇还没有孩子，去求子，跪下来祷告。
祷告一般无非是“送子娘娘给我一个孩子，生了之后我给你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这个媳妇不然，她只说三句话，她说：“今年来了，我是给您要着哪；明年来了，我是手里抱着哪，咯咯嘎嘎的笑着哪。”
这个祷告词，我觉得太漂亮了，不但押韵而且押调，我非常佩服。
所以，我劝你们引导你们的学生，一个是多读一些中国古典作品，另外读一点民间文学。
这样使自己的语言，有较多的文化素养。
语言的暗示性、流动性这方面的问题，我在《写作》1990年第7期上已经讲过，重复的内容就不再说了，只是对语言的流动性作一点补充。
我觉得研究语言首先应从字句入手，遣词造句，更重要的是研究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句与句之间的关系，段与段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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