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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沈先生实在不大会讲课。
讲话声音小，湘西口音很重，很不好懂。
他讲课没有讲义，不成系统，只是即兴的漫谈。
他教创作，反反复复，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
很多学生都不大理解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理解的。
照我的理解，他的意思是：在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的都是次要的，派生的。
作者的心要和人物贴近，富同情，共哀乐。
什么时候作者的笔贴不住人物，就会虚假。
写景，是制造人物生活的环境。
写景处即是写人，景和人不能游离。
常见有的小说写景极美，但只是作者眼中之景，与人物无关。
这样有时甚至会使人物疏远。
即作者的叙述语言也须和人物相协调，不能用知识分子的语言去写农民。
我相信我的理解是对的。
这也许不是写小说唯一的原则（有的小说可以不着重写人，也可以有的小说只是作者在那里发议论），但是是重要的原则。
至少在现实主义的小说里，这是重要原则。
沈先生每次进城（为了躲日本飞机空袭，他住在昆明附近呈贡的乡下，有课时才进城住两三天），我都去看他。
还书、借书，听他和客人谈天。
他上街，我陪他同去，逛寄卖行、旧货摊，买耿马漆盒（一种圆筒形的竹胎绘红黑两色花纹的缅甸漆盒），买火腿月饼。
饿了，就到他的宿舍对面的小铺吃一碗加一个鸡蛋的米线（用米粉压制的面条）。
有一次我喝得烂醉，坐在路边，他以为是一个生病的难民，一看，是我！
他和几个同学把我架到宿舍里，灌了好些酽茶，我才清醒过来。
有一次我去看他，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他不说一句话，出去给我买了几个大橘子。
我读的是中国文学系，但是大部分时间是看翻译小说。
当时在联大比较时髦的是A.纪德，后来是萨特。
我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
外国作家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还有一个西班牙作家阿左林。
我很喜欢阿左林，他的小说像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的，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
我读了一些茀金妮亚·沃尔芙的作品，读了普鲁斯特小说的片段。
我的小说有一个时期明显地受了意识流方法的影响，如《小学校的钟声》、《复仇》。
离开大学后，我在昆明郊区一个联大同学办的中学教了两年书。
《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便是这时写的。
当时没有地方发表。
后来由沈先生寄给上海的《文艺复兴》，郑振铎先生打开原稿，发现上面已经叫蠹虫蛀了好些小洞。
1946年初秋，我由昆明到上海。
经李健吾先生介绍，到一个私立中学教了两年书。
1948年初春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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